日前,一场主题为“艾滋病感染者向社会告知病情利弊孰大孰小”的辩论,在西安交大医学院里举行。这场辩论赛是由“西安高校同伴教育联盟”发起的。来自西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长安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近百名防艾志愿者参与其中。按理说,任何一场辩论赛想要精彩,辩题不能偏向一方。但这场辩论赛的主题却不由自主地指往同一方向:现阶段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无法回避。
怎么解艾滋病决歧视?当然离不开三番五次的宣传,离不开耐心细致的教育。不科普,我们就不知道艾滋病不会通过空气、饮食(水)传播,不会通过公共场所的一般性日常接触传播;人的唾液中的蛋白质可有效抑制艾滋病毒感染人体免疫细胞,所以在一般性接吻、共同进餐、咳嗽或打喷嚏时,都不可能感染艾滋病。直到目前,也没有一例通过唾液感染艾滋病毒的例证┅┅
但仅此就够了么?显然不够,不是一般不够,而是远远不够。不妨看一下现实的情形——
其一,1976年生于河南上蔡县的马治发,感染艾滋病毒5年来,5次因感染者身份而失业;就连她的妻子、女儿,也离他而去音信杳无。如今,他把电视台和一些社团对他的采访或邀约演讲,看成是“作秀”,因为活动过后,什么也没改变,照样没有工作。甚至因为电视台披露了他的地址,让他好不容易到手的保安工作得而复失。现在除了去当公益组织志愿者,恐怕再没有可选的生路。
其二,程帅帅是一位90后艾滋病志愿者,今年经常在郑州六院照顾艾滋病人,但晚上常常找不到栖身的地方。当地警察告诉房东:他们是艾滋病患者,不要租房子给他们。如果不是出于“对社会苦难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同情心”(罗素语),他的自愿行为,会不会戛然而止呢?
其三,前段时间,天津一位叫小峰(化名)的携带艾滋病毒的肺癌患者,屡次被医院拒绝手术,不得已,小峰复印修改病历进入另外一家医院。手术成功后他对外界公布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引起了李克强同志的关注。而小峰的遭遇,绝不是一个孤例。
以上三则,仅仅是随手拈来的例子。它说明艾滋病患者目前在社会上受到的歧视的情形,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歧视的结果又会怎样,大约除了让艾滋病人更加隐蔽、更加仇视社会以外,不会有好的结果。诚如志愿者阿勇所言:“歧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高危群体又会抗拒检查,隐性病人增加,甚至产生报复社会心理。如此下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对于艾滋病人,社会不能止于宣传,止于道义上的救助,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和政策,解决艾滋病人就业、就医等各种实际困难,哪怕建立集中就业场所也好,让他们通过劳动尊严地活着,而不是获取一点怜悯同情,然后在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过后,依然固我,再也无人关注。继续着就业的歧视,依然着医疗的尴尬。那样,我们永远无法照亮艾滋患者的生活,达到“零艾滋”的目标。除非一种艾滋疫苗的诞生。况且艾滋患者,并不能与道德败坏等同起来,还有输血、卖血的原因,还有母婴传播的无辜┅┅
(责任编辑:李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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