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俄罗斯“超国家”梦想的兴衰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的“超国家”思想

　　1919年 3月成立、1943年 6月解散的第三国际与第三罗马有很多相同之处，换用现在流行话语，“共产国际”是“第三罗马”意识形态的升级版，是用社会主义语言包装的“第三罗马2.0”版本，是用意识形态语言包装俄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阶段。

　　从苏联时期，莫斯科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麦加”、“国际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心脏”、“世界苏维埃联邦的总指挥部”就可以窥其实质。对第三国际的通俗解释是，“苏维埃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因为就其‘救世’的性质而言，它可以担当世界的拯救者”。普通的俄国老百姓认为“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从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时反对它的组织叫“圣灵第四国际”可以看出来，第三罗马渴望而没有实现的愿望第三国际都实现了，第三国际也是一个神圣帝国，也是以正统的思想为基础的，也是以俄罗斯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在这里两个救世主——俄国人的救世主和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是相互重叠无法区分的。

　　十月革命时苏维埃的领导人都怀有不可抑制的“世界革命”的激情，这里面既有现实政治的需要，也有“弥赛亚精神”沉积散发的效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后的苏俄会孤立地存活。俄国革命被看作是掀起欧洲革命的冲锋号，是推欧洲革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列宁认为，只要俄国发生了革命，整个欧洲都会很快行动起来，只要俄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打开缺口，不愁欧洲无产阶级的整个方阵不会跟上。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的宣言上写着：“只要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会刀剑入鞘。”在第三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发言人的结束语都是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就是筹备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列宁认为，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就应该在一个“总指挥部”的指导下运行，各国的运动都必须在第三国际范围内统一协调，斯大林甚至把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标。(参阅《斯大林全集》第10卷，47页。)

　　为此布哈林提出“红色干涉”的口号，托洛茨基提出组建一支骑兵军，去远征印度，策动南亚的革命。1919年苏俄还组建过一支不属于红军的“苏维埃多民族特别军”，并由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司令瓦采季斯统一指挥。季诺维也夫乐观地认为，不出两三年，整个欧洲就会苏维埃化。

　　1920年红军曾进入伊朗，建立过“吉朗人民共和国”，1921年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借口消灭白军强行进入蒙古，扶植建立了亲苏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还曾组织过以库西宁为首的芬兰政府和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波兰政府，对波罗的海三国也兵戎相见。在西方受挫以后，又改换“西守东进”的策略，在东方四面出击，尤其是在中国，命令远东局联合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组建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行动，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都隐含着“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的用意。(参阅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110页。)

　　第三国际策动世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产国际就是超国家的共产主义联盟的雏形，是苏俄对外政策的工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历史的火车头带动我们去建立国际革命苏维埃”(《真理报》1918年1月29日)，新的国际采取的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的形式。

 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国际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具体事宜。列宁在为此起草的文件中说：通过联邦制来实现苏维埃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专政变成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性影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愈发迫切了。为了确保俄共的老大地位，列宁为申请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规定了20个条件，特别强调，“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改变自己的名称。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所有的他国党作为支部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并向其宣誓效忠。共产国际对其直接实行组织控制，完全可以凭他们的考虑选择该国共产党领导人，旨在于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和“俄国利益化”。 (责任编辑：林秀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