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叛逃前的批判会：谁都可以批评他

　　1937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沙滩的胡同里看到一个布告，是共产党秘密张贴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布告。布告上说学校要招收进步青年，将其培养为军队的团级干部，毕业后到抗日前线去。布告中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能参军抗日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为什么能吸引我呢，当时有着特殊的背景、因素刺激着我。在北平参加民先、学联组织以后，开展的都是地下、秘密的活动，北平以至整个华北，都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统治之下，迫害学生的是警察，到学校抓人的是宪兵。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被残酷无情地镇压。在这样的环境下，促使我们这些青年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才能保证抗日救亡的权利和自由。

　　看了这个布告后，我就向孙滔林提出想去延安。孙是民先总队的组织部长，后来成立全国民先总部，他就成了北平总队的队长。我是民先总部的干事。他说，回去向市委请示一下。很快，市委就批准了我的要求。

　　1937年4月上旬，我和我的爱人贺凌、吴钢(孙滔林的表弟)三个人离开北平，由地下党交通员陈东(东北人)带着我们，从北平上车，经过郑州，换车到了西安。到西安后，他把我们安排在旅馆里，就去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系了。

　　等了几天，有汽车了，通知我们下午到办事处附近坐汽车。办事处派了一个瘦高个子、眼窝很深的广东人陪我们。同车去延安的还有一个老干部，叫周怡，他是做情报工作的。

　　两、三天后到了黄陵县，在红军的一个招待所里，驻有一个班的红军战士，他们年纪大的二十多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是“红小鬼”。“红小鬼”都很活泼，穿的衣服很长、很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了红军。

　　第二天，继续上路，两个红军的高级干部上了我们的汽车。后来知道是罗瑞卿、刘晓，他们穿的衣服与警卫员的完全一样。在红军中，官兵是平等的。攀谈起来后，他们知道我们是北平来的学生，就问我们北平的情况如何。我们离开北平时，正值蒋介石从西安被放回南京，北平新、旧学联并存，双方闹矛盾、打架。罗瑞卿和刘晓都说：为什么你们进步学联不和国民党的学联搞统一战线、搞联合呢?我们说：联合不起来，我们要和他们联合，他们也不干。罗、刘说：还是应该联合。

　　从黄陵县出发，走了三、四天才到延安。到延安的时间，大概是4月下旬了。

　　我们把介绍信交给了秘书处长王首道，他说：你们是党的干部，应该到组织部去报到。报到之后，我们就住在组织部的招待所里了。

　　我们本来想进抗大，那时还不知道有中央党校，组织部接待人员考虑、斟酌后，把我们分配到了中央党校。

　　在五班里，我做的笔记最好，一些老干部下课之后，想留下一点东西，都要来和我对笔记。

　　那个时候，追求真理啊!我虽然在白区看了一点书，有一点知识，但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党的建设中有什么问题，我并没有实际的认识。在几个月里，虽说学习只是初步的，但对我来说，每堂课都是丰富的精神美餐。 在学习期间，我还参加了几次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这是我在党内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两条路线斗争，闻所未闻啊。我们看到，张国焘那么大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只要有错误，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对他进行批评。在批评他的时候，还是讲文明的，让他坐桌子旁边，可以喝水、抽烟。那时，还不兴让被批评者站起来那一套。我只是感觉到，这样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让人的面子很难过得去啊。后来，张国焘跑了，在延安城里召开过几次揭批张国焘的积极分子会议。党校有些人去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听了毛主席、张闻天、廖承志和朱光的讲话。

　　在这期间，还听过毛主席的一些讲话，有些不是在党校讲的，如在抗大四大队讲哲学，我去听了，一直到现在还有印象。毛主席讲现象和本质，举的例子是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孙悟空变来变去，变成了一座庙，尾巴没地方放，就变成一个旗杆，立在庙的后面;二郎神左看右看都看不出来，最后发现这个庙的旗杆为何不竖在前面，而是竖在后面，终于发现了破绽。

　　那时有这样的风气，听说毛主席要在哪儿讲话，我们不管远近都要跑去听。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学生都到延安东机场去欢迎。毛主席说：要向西方取经，他们上了昆仑山，取了经回来了，我们就要好好地学，用这些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

　　接着开了“十二月会议”，中央党校的校长换成了康生。李维汉调走了，成仿吾也调到陕北公学去了。我们听了康生关于“十二月会议”精神的传达，康连着讲了五、六次，我做了详细的笔记，以后又专门整理了一遍，一直保存到现在。好像康生讲话时，提到王明说要把延安建成模范根据地，可是延安到处随便拉屎，这是什么模范啊。康的话说得很挖苦，可能是另有所指吧。

　　所有讲话的内容都是新鲜的，我们分辨不清与毛主席的主张有哪些不同，哪些对、哪些不对。根本没有这个识别能力，听了以后都觉得好。

　　在党校毕业前，大家都表示了态度：毕业之后，要上前方。毕业后，大部分学生都上前方了，还有些被派到国民党地区工作去了。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事先也没征求我的意见，把我留下来了。可能是罗迈在四个月的学习时间里考察了我、了解了我，改变了对我的印象，认为我学习用功，就留下当个教员吧。

　　我们班留下了三个人，王任重、李华生和我，他俩的党龄都比我长。他们也同样表了态，要求上前方。

　　我留校时，已经是1937年12月底或1938年1月初了，当了一个多月的班教员。这期间，我认识了章夷白，章是北伐时期的老干部，黄埔军校毕业，在一次战斗中，两条腿被机枪扫射打中了，命没丢，但两个膝盖残废了，所以大家都叫他机械化腿。这是个很好的同志。

　　当班教员的工作结束之后，说要成立几个教研室或教研组，我就到了中国问题教研组。和我一起工作的是胡松、张泽敏。

　　做教员前，延安还找不到什么书。做了教员以后，赶上延安开始自己印书了。最早印了两本书，我记得其中一本是《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这以后，由张闻天组织翻译的《列宁选集》20卷、《马恩丛书》10卷陆续印出来了。这些书出一卷我就读一卷，很认真地看，由于有了在五班的学习基础，再读这些书，就能够读进去了。

　　在教员的岗位上，我一直工作到1938年5月，整整五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教学的工作不多，只是备课，还没有正式上课。但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白天、晚上，我都是读书，《列宁选集》、《马恩丛书》出齐了，我也读完了。我当教员安心，读书也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