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采访老红军刘信品

　　时间：2010年6月17日上午

　　地址：东固冻坑崩江下  刘信品家

　　参加人员：唐禹成 曾广东 赖明娟

　　刘信品，1919年生，今年92岁，1932年在东固区委参加红军，大哥刘市品1912年出生，参加东固红二、四团，在东固邮政分局，主要负责东固--枫边，东固--龙冈的邮信工作，钟增轮为东固邮局分局局长（是刘市品妻子的姑父），当时在东固邮局有刘市品、刘先品、钟增轮，邮信总局在龙冈，局长钟升益。刘市品在土改复查时去逝。二哥刘重品，1914年出生，二哥参加红军后，我在福建铜宝山见过他，我还就平时积攒下来的一包盐给了他（当时食盐紧缺，很多人都吃不上盐）。由于那时自觉报名上前方，就是不报名，也会被举荐去，我二哥就这样当了红军，去了前线……

　　一、东固"忠义祠"、"孤魂祠"、"万善堂".

　　我小的时间知道这三个祠堂，也知道这三个祠堂的含义，多少反映了当时东固人民对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的精神面貌。

　　忠义祠--在南北兵交战时期（前北伐军时间），经常有兵来扰乱东固，搞得东固鸡犬不宁，也使人民困惑避战而躲入山中，久而久之，引起了东固人的反抗，有许多人挺身而出，抗击、拦阻外来兵的进驻，以保家卫土，求得安宁，但是谁都没有想到，枪是什么，不知道枪有子弹会打死人，为此死了好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孙老债），后为纪念这些死去的英雄，全东固人民出资出力建了这个祠，因是忠是义，取名"忠义祠",地址在老街。

　　孤魂祠--因当时战乱，加上当地土豪劣绅的盘剥，生产能力又低下，有很多孤儿、乞丐、老人无处住宿，才建这个祠堂，当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老去，一般都是安放在那里，然后集体安葬（一般人都不去那里），这个祠的位置就在现在的东垦电影院。

　　万善堂--万善堂是一个救苦救难的地方，全东固人民，如谁家遭受到灾难，或其它的原因无以生计，可经过一定的途径到那里领取谷物之类，以救急之用。那里的谷物之类的东西平时向大家收取，也有是善男善女捐助来的。

　　二、赖经邦暴动前后

　　我七、八岁，在涧东书院读书，我叔叔刘法生在涧东书院当老师，我所知道有好多学生跑到我家躲反，那里我叔叔把一本巴掌大的书藏好，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看到那本书的内容，只知道那本书藏在我家二楼，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闹革命。

　　我听刘法堂叔叔说，他们在万寿宫准备，然后出发（当时他们有二十四条枪，东固万寿宫12条，南龙万寿宫有12条），到处宣传，成立农民协会和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抗租、抗税、打土豪，分田地，还成立合作社，平民银行，我叔叔刘法堂那时三十几岁，是个裁缝，也在合作社工作，乌坑如林如青、寨背有雷杨辉，他们卖些日常用品，如糖、盐、农具等，平民银行的钱是用印章印，比如你拿银元去换零钱，要换多少，就用刻有几毫的印章在纸上盖印，再剪下来就是了，钱币是黑色的，钱币的中间有"*"图案，在走反、躲兵之时（五县会剿），我叔叔把合作社的糖、盐等藏到我家楼上和土窖里。合作社一直开办到1935年。

　　有一次刘经经从养军山下东固路经我家时，把我叔帮他们保管的那本书带走了，这次他们是在养军山开会，有刘品祥、刘法云等人，本子的内容后来才知道是他们开会的记录本。

　　成立七纵队后，赖经邦写信给在永丰教书的曾炳春，要他回来闹革命，由于当时枫边靖卫团已经来东固烧学校和民房，赖经邦很气愤，便向东固的父老乡亲宣传："要枪、要吃的跟我到枫边去夺。"打枫边就这样开始了，结果没有打赢，赖经邦牺牲了，打完仗后，清算了一些败类，如富田有一姓胡的人因打仗怕死而逃回来了，被曾炳春知道后，枪决了他。执行枪决的人是刘法云，地点在冻坑河坝上的藩薯田里，刘法云还回这事得了4块银元。

　　三、打败邹县长

　　从此以后，邹县长对东固人记恨在心，多次来东固进行搜捕，见人就杀，记得有一次在窑下打死了刘厚泊、兰吉宣，还有一个于都人汪**,汪**是一个裁缝师，在我叔那里做事，那天是在窑下请人家而被国民党打死，那一次就有七人被打死。

　　四、1929年毛泽东领导红四军东固胜利会师。

　　那年我才11岁，我刚好做花（一种病），不能出去吹风，毛泽东带兵来东固，我那时听我堂叔石头股说，他见过毛泽东的队伍，士兵着装不整齐，头上每一个人都裹着一块布，但很守纪律，不乱拿老百姓的东西，对老百姓很尊重，当官的不摆架子，就连毛泽东也是亲自下河洗衣服。我堂叔当时是个裁逢，有一次毛泽东拿一件羊皮大衣到他店里，对到他说："师傅，我这件袄子太长，穿上不便行走，能不能帮我改短些？"堂叔说："行啊！"改好后毛泽东将剩下的料送给了我叔，还付了工钱，堂叔得到了袄料，高兴极了。

　　那时也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红四军有一部分人驻扎东固万善堂，有一个团长试机关枪，因石头的回射，不慎打死了九斗湾的邹xx,九斗湾邹家人闹着要求队伍赔钱，经双方协商赔了40元大洋。为了此事，后来组织上多次调查邹家的成份，认为姓邹xx蛮不讲理，最后把他的儿童团长的职务给撤了。

　　红四军的兵是守纪律，与国民党不同，国民党的兵不讲理，也不守纪律。我记得张辉瓒的兵来到东固就是乱搞。他们见人就打，稍有不顺就开枪（有个叫三喜的人就是不明不白被国民党兵打死）。老百姓家里的鸡、猪、牛、鸭，他们随便抓杀，鸡鸭肠，猪牛皮扔在河里到外都是，时间一长臭气薰天。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我们这里驻扎了一个团的兵，团部在我家上面**家里，我家只有一个连，几幢房屋都住满了人，禾坪上用毛竹打了棚，我只记得这么多的人，后来走的进候只剩下十几个人，那段时间我家厅后面经常关着十几个"坏人",听说是AB团的，每天都有人审问他们，用的刑具有打地雷公（将两个母子绑在一个桩头上，然后再在桩头使受刑者奇痛难忍，自然招供）。有用烧红的烙铁烧人肉，也有用线香一把点着，直插你的胸前，使你求死不能，求活不成，天天都能听到里面发出凄惨的叫声。凡是"AB团"就会被杀头，不知死了多少好人，就是这样，这个连只剩下十几个人。

　　五、我当兵的经过。

　　1932年，我14岁，因家里穷，又没的吃，那是很多人都去当兵，我就想当兵，我到东固区政府报了七次名才当上兵，开始组织上的人说我太小（因为长的矮小，又患有恶寒病）不让我去当兵。后来我就跟着我嫂嫂（谢棚秀）去报名，她比我大七岁，她报了名后还帮我报到了名，走之前区政府晚上还开了欢送会。我们这次有31人参加了红军。女的19人，男的2人，带兵的把我们带往兴国，走城岗、连塘，然后到官田兵工厂，就分在工厂做事。我是做子弹底火的那个皮子（弹壳底部的击火铜皮），我至今还记得操作过程：把一些剪成了弹壳底部形状的铜皮装在一个耐粘的盒子里，放进风箱炉里烘，待铜皮烧红后拿出来放在一个铁模鼎子上，用尖钻锉，对准铜皮中央再用锤子敲，使铜皮中央凸起即可，做这东西很难做，一天做不了多少个。那些妇女有做火药用的烂泥的，也有用挫刀磨子弹头的，大家都很忙，这个兵工厂一百多人，原来听说这些子弹做出来不好使用，用枪一打，会很大的烟，整个战场被烟罩着，看不是敌人。我嫂嫂还到草鞋厂编草鞋，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回到了东固嫁到张家背（现王启文的父亲）。我在兵工厂，后来生病了，有人把我背到了离官田不远的茶岭附属医院治病。

　　院里有指导员、所长、医师、护师、看护生等工作人员共几十人。医院里还有一个俱乐部，部长是湖南人叫刘宝生，我与他很熟。还有一个洗衣队，所有病人的衣服都是洗衣队人员洗。食堂伙食也不错，每天5分钱伙食，到月结时还有钱分，每个月还能吃上两次猪肉。

　　在医院治病时，我们也要去附近的村里支农、帮助农民拔草，我做些较轻的农活。我是在医院入党的，医院还派我到桥头学习。

　　由于国民党不断的围剿、追击，医院只好转移，离开医院时我们只有12个人，跟着指导员（他叫秋金波，是赣县人）去找部队，沿途有国民党兵搜查、抓人，我们东躲西藏，有时敌人抓到了我们的人也不能去救，指导员有把左轮手枪也不能用，因为谁都不能暴露目标和行踪。

　　六月份，我们找到了三军团，那是彭德怀的部队，那时我们接到命令去福建接19路军（国民党的起义部队），一到那里，方知情况有变，没有接到部队，随部队去打福建沙县，把沙县城攻下来了，占领了县城。当时还有一首在红军队伍很流行的歌谣："红军向前行哪，啦嗦咪嗦啦，围攻沙县城，沙县城有个卢兴帮，卢兴帮有两个团，啦嗦咪嗦啦，全消灭干净，没有逃走一个人，卢兴帮日夜打电报，老蒋也说没办法".

　　后来，我们又走宁化，走清流，再到归化。在归化县因我们抓了一个敌团长，惹了大祸，他们把我们派去买菜的人追着打，抓了几个人，那天还派了很多人围攻我们，后来听说他们是大刀会的人，满街都是大刀会的人，我们守不住只好撤走。

　　七月份，我们撤回宁化。在宁化，队伍里每个人进行体验，把那些体弱或有伤病的留下（在临时医院），其它的一律开往前线，我因个子小留在了临时医院工作，做司药生，每天发三百多人的药，发药时因没有文化，只有在药瓶上做记号。

　　后来，我们转到一个叫官昌下的地方，之前的医院，住房在转移时都拆掉，在官昌下所有的病人都分在老百姓里，我们每个人要护理十几家的伤病号，国民党来了，我们把病人安置藏好，自己就躲到山上去。

　　之后，我们又到了铜宝山，我见到了我的三哥，他去前线。我担任救护队主任，对外说我是司药员，对内我是个救护队主任。有一次来了一个干部，我不知道他是个团政委，我要他缴费，他不交，还打了我一个巴掌。我想不通，闹到组织上，组织上处罚了他，并表扬我做的对。

　　大部队走后，我们在铜宝山住了五、六个月，天天在山上躲藏，过着非人的生活。在山上，好多老表都逃到瑞金去了，他们的房子没有人住，我们就住在这些破屋、荒屋里。没有吃的，就去挖竹笋吃，竹笋没有了就摘野菜叶，放几粒米一起煮了吃。有时挖荞子用火烤了吃，荞子实在难吃，吃下去还会吐，实在没有吃的了，我们只好到老表家找些米，或找点其它能吃的东西。有一次我们见一家人家全部外出了，满以为家里没人，到了夜晚就摸进房屋里想拿些东西吃。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人早就回来了，当我们一推门，就被他们大骂，追呀，赶呀，吓的我们乱逃，我躲到一个土埂下吓得直打抖。

　　饥饿实在难忍，那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件坏事，我们将老表的一条耕牛打死了，分成块用火烤，牛肉真香，好吃极了，有多的我们就分，带到路上吃，牛肉吃完后，我们又只好去摘野菜吃。那种日子真不好过。指导员当时可怜我们，对我们说："你们还是回家去，不要再跟我了，我也没办法了。"可是我们谁也没有离开。

　　国民党团丁（乡公所的团兵）经常来搜山，有时抓到女同志，就强奸她们。有一次我们跟着老黄（他在那里分了田），带我们去找一个婆婆，到那里时，婆婆问："是老黄吗？"老黄回答："婆婆是我。"我们进了屋，住了下来。有一天突然来了一队人是联保队的，把我们抓了起来，带到联保队，很多老表把我们看成是土匪，都来看，并且埋怨地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土匪，我们这连山上采杨梅都不敢。"第二天我们送到了联保处，从那以后我们便开始吓的要死，都认为这次非杀头了。尤其是那天晚饭又吃的很好，当时我想，可能是最后一餐了。待吃完了，他们就开始审问我们："你们到打抢（抢劫）么？"我们回答："没有。""你们见过一个安有金牙的女人么？"我们说："没有。""那你们是干什么来的？""我们是没跟上队伍，躲在山上没做什么。"（后来才听说是项英带部队到这一带打土壕，安有金牙的女人是他老婆）。问来问去，在我们口中没有问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准备放我们走，可是我们的命不好，这时国民党五十*师第八团听到抓到了红军，又把我们从联保处押到第八团，在那里吃的蛮好，我们象饿鬼一样吃。每天他们也象联保处一样天天审问，我们也不乱说，什么都不知道，很不幸的是一个姓彭的泰和人却说错了话，他说在山上看到有抢东西住过的人，那里还有火堆等等，这一说可不得了，第八团的人就要我们带他们上山去找（主要是找项英、陈毅的部队），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回来后我们就苦了，跪在河坝上（旁边还有一个茶亭）说我们没有说实话，要枪毙我们。我们想这下可死定了，一个个都在打抖。这时我听到那个副官跟排长在茶亭里说："看，那个小鬼快要吓死了，看来他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我们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泰和人姓彭，一个是湖南人叫段家宝，一个是我）。副官对我说："小鬼，你快说实话我会放了你。"我说："我真不晓得。"副官见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就不审我，便说："我不打死你。"却转身去审他们两人，而他们几个忙跪到副官面前说："长官，不要打死我，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结果什么也没有问到，只好把我们重新关进牢房。那副官还对我说："你这小鬼在家种田点或做点生意不好，这么小出来，当什么兵，要当兵那就跟我去吉安。"我没有答应他去当他的兵，这一晚我们在八团牢房，不知以后将会怎样。

 　　区公所通过了解，知道我是一个司药生，就把我接去做医务工作，走到那里很多人来看我，我当时还被捆着，背上还有一个烂笠婆（在路上有四块银元，被一个兵看到了，被抢了），有人说："这么一个小鬼，还捆那么紧。"

　　我被押到黄龙民众医疗所，有个医官叫范大勇，将我保了出来。之后就跟着他去治病（其它的人送往于都）。治病时有好多老表送红包给我们，吃的也好。范医师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还要我做他们的崽，我不愿意，他就说："反正又不要你改姓，你就在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等我们死了，你还可以回去。"他们这样一说，我反而紧张，他们是好意是坏意，以后不准我走了。想来想去，我自然就担心、害怕。晚上睡觉就做恶梦，还生了一声场病，差点就死了。生病时我给自己打了一针，不知道是打错了药还是打多了，昏死过去，是范医师及时把我抢救过来。

　　后我我是天天想家，夜夜梦家，好不容易写了一封信回家，问家里要不要我回来，家里回信说要，那是1935年阴历12月24日，我终于回到东固，我已经16岁了。

　　在我22岁那年，又被国民党抓壮丁去，当了兵，到湖南当了5、6个月，我是正月19日去，5月19日又回到了东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