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成功发行“红军票”

　　1934年10月，据守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因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中革军委等中枢机关也随军行动。国家银行与财政部一起编入中央纵队（代名红章纵队）第十五大队，由大队长袁福清（中央政府总务厅长）、政委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率领，成了"扁担银行"、"马背上的银行".其时，第十五大队除负责保护、运输国家银行（中央金库）尚存的几十担银元、几十担国币、几担金子和一些首饰、珍宝外，还有几十担印制国币的原材料。由于还要负责筹粮筹款，保证红军给养，因此，毛泽民同时担任了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由财政部长林伯渠兼任）。

　　离开中央苏区后，红军就进入了国民党统治区。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个规定，沿途不准使用苏区纸币。这个规定固然有苏区纸币不为白区所接受的考虑，也有保护群众利益免受损失的用心。

　　长征之初，按照博古、李德的设想，红军是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儿建立新的根据地，再回过头来收复中央苏区。湘江战役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博古、李德却仍然执迷不悟，要按原计划走下去。而此时，蒋介石已窥破红军意图，在湘黔边境集结重兵，张网以待。红军危在旦夕，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人再也不能坐视不管。经过激烈抗争，终于实现通道转兵，红军西进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避免了红军可能覆灭的危险。在12月18日于贵州省黎平县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坚决主张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与会的多数同志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黎平会议后，红军迅速西进，而李德依然坚持其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因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又一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反驳了李德的意见，坚持红军迅速西渡乌江，向遵义地区进发，在川黔边迂回作战，以粉碎蒋介石的围歼，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与会的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进一步确立了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的计划。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城。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纵队九日进驻遵义并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遵义警备区司令电》，同时任命陈云为警备区司令部政委。9日，红军在遵义城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遵义城内工、农、学、商各界人士手执红旗从四面八方涌向南门关丰乐桥迎候红军进城。12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遵义老城隆重召开，近万名群众参加。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举行。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红军驻守遵义12天。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以军委干部团军需处主任罗梓铭为主席，下设人民武装、肃反、土地、财政、劳动、文化等六个人民委员会，分别以红军干部丁柏霖、周兴、朱开铨、毛泽民、陈云州和地方干部任移担任上述各人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每个人民委员会设委员三至九人，整个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有委员25人。

　　遵义是贵州省内仅次于贵阳的第二大城市，一向为黔北中心，各种土产集散地，汉、苗等族商旅云集之所，市场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穿越其间，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因为反动政府、反动军队的欺骗宣传，红军先头部队进城时，"老百姓跑的跑，藏的藏，所剩无几，店铺都关了门，满街垃圾，一片萧条凄凉".红军大部队进城时，群众已发动起来，"各种商店都已开门营业，百货日用品、食品到处都是，街上行人也很多，有赶街市的，有看热闹的，有做宣传的，还有高声叫卖麻糖的".

　　另一方面，当年遵义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行署，管辖十来个县，自是军阀、官僚、地主、奸商相互勾结的地方，贵州军阀王家烈便在这里称雄一方。他在遵义开有烟馆、盐行，囤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和大量烟土。当地缺盐，他一手操纵市场，以高价出售。其时猪肉才两角钱一斤，盐巴倒要四角钱一斤。许多老百姓因为买不起盐而患大脖子病。

　　国家银行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估量，认为这种一面到处是商机、商业活动，一面群众严重缺盐而军阀囤积居奇的局面，有利于发行苏维埃钞票，主导市场，满足群众需要。

　　此外，久困大山、长期作战的红军指战员，得到这么一个难得的休整机会，来到这么一个有大量东西可买的地方，也急需用经费和自己积累的"伙食尾子",购买生活、医疗等用品，以利今后的行军打仗。而红军指战员随身携带的经费和"伙食尾子",一部分或全部是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发行的苏维埃钞票，它们在白区无法流通。因此，国家银行计划在遵义城发行苏维埃钞票，来吸纳、消化它们。

　　为在遵义发行苏维埃钞票，国家银行在红军先遣工作团、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采取了相应的技术措施，进行了周到的现场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发动广大群众和工商业者，迅速恢复遵义商业，活跃市场。毛泽民等利用红军入城式和遵义万人大会的有利条件，广泛接触群众，了解社会，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使遵义的群众和工商业者明白：红军是正义之师，只视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为敌，而视开明士绅、工商业者为朋友。红军只没收军阀、官僚、豪绅通过压迫剥削穷人而掠夺来的财产，对于商人则实行保护政策，支持他们发展贸易、活跃市场、稳定物价、公买公卖，鼓励他们与红军合作，正常营业。毛泽民还专门到一位姓余的商会会长家拜访，又到丁字口协记绸缎铺老板刘伯庄兄弟家做工作。刘伯庄兄弟因黔军溃退时抢劫了他们家财物，而红军先头部队进城则保护了他们的财产，便欣然出面说服动员商界同人开门营业，还积极帮红军采办货物。由此，苏维埃钞票的发行就有了相应的市场。

　　二是设立兑换处，并利用没收来的稀缺物资，发行、回笼苏维埃钞票。国家银行设在遵义老城红花岗区国民党黔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里，楼上楼下几十间房，使国家银行有了宽敞的业务室和库房。在广泛宣传苏维埃钞票发行、兑换政策，群众及商家对苏维埃钞票已有足够认识的基础上，他们一面发出苏维埃钞票，使其在市面上流通；一面组织兑换处，方便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随时兑换苏维埃钞票。其时，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设立了6个兑换点，又在遵义周边驻有红军部队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为彰显苏维埃钞票信用，保障群众利益，他们把没收来的大量食盐以低价卖给群众，规定只收苏维埃钞票，不收其他货币。而且一元苏维埃钞票可到兑换点换取一元二角现洋，或两元国民党的钞票。由于国家银行有充足的现金（银圆、金条等）和物资保证，发行的苏维埃钞票完全可以兑现，遵义城及附近驻有红军部队的城镇的群众和商家都乐于接纳、使用苏维埃钞票。苏维埃钞票信誉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繁荣。为此，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在遵义度过了最为忙碌的10天。在红军撤离遵义城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突击一个通宵，把没收来的罚款和兑换回笼的苏维埃钞票都整理完毕，第二天又随部队出发了。

　　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回笼苏维埃钞票的做法，既活跃了市场，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又维护了苏维埃钞票的信誉，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因而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影响。群众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值钱".对于当年少数还流散在群众手中的苏维埃钞票，1955年国家发行新的人民币时，还以1∶1的比价兑回了。

　　在国家银行发行、兑换苏维埃钞票期间召开的遵义会议，审查和决定了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根据敌情新的变化和贵州的地理、经济社会状况，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从而放弃了在黔北创建新苏区的计划。红军主动离开遵义，移师北上。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兑换苏维埃钞票的活动，自然也就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