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史和革命斗争史

我家原籍福建省龙岩县东肖人民公社邓厝大队。我是1896年8月出生的。当时我父亲是一个穷秀才，每年可收学租20多桶(每桶40市斤)，另租种人家一亩地，每年可收稻谷五六百斤，但要以一半交租。当时我家大小8口人，每年要缺四五个月粮食。每到青黄不接之际，都要到墟上买米吃。光绪末年，我父亲在本乡小学当教员，但薪水入不敷出，负债累累。以后我父亲改学中医，但每年收入仍然不够家用。因此1912年，我小学毕业后无法入中学，在家劳动一年。到1913年，才由宗族公产补贴及亲朋帮助，在本县龙岩中学读了4年书，于1916年底毕业。1917年我在东肖区高等小学当教员，是年，龙岩县政府招考公费留日学生，我考上，便于是年春到日本东京留学。但当年还不能上大学，在东京补习学校补习数理化，并学日本语。1918年我患肺结核病，在东京医治无效，此时我祖母逝世，我回国奔丧并回家治疗。回来后，病治好了，但因县补助公费300元不够用，家庭又无力资助，因此于1918年秋改学从商，到江西省崇义县杰坝墟“庆昌和”商店当店员，前后共当了10年。

    1918年冬，我父亲因受本区豪绅陷害，要逮捕他。他被迫星夜出走，先到“庆昌和”商店。翌年到广东南雄行医，1921年病死南雄。从此以后，全家生活就靠我一个人的收入维持。我当时每月工资6元，加上年终花红等收入，每年可收近百元。当时家里还有6口人，除仍租种那一亩地外，我中学毕业每年可收学租10多桶，就这样勉强维持贫苦的家庭生活。一直到1929年龙岩苏区土改后分到了土地，我家的困难才得以解决。

    我在“庆昌和”商店中当会计、出纳兼售货员、采购员，有时还带货郎担子下乡或到别的墟赶集，这对我是一个锻炼。但由于旧社会在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下，受尽了种种压迫剥削，除了捐税频繁外，当地土豪劣绅、衙门差役、地痞流氓及过境军队等都经常对我欺凌侮辱，对“庆昌和”敲诈勒索。“庆昌和”经理虽是我的堂兄，但终究属老板与雇员的关系，我也经常受气。至于赣州、唐江等城市的大资本家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10年的店员生活，使我亲身受够了旧社会的阶级压迫，也看透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大资本吞并小资本的必然趋势，加上当时“五四”运动后的进步书刊及马列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使我深切体会到只有参加革命才有出路。

    正在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告成功，广州政府成立，接着第一次大革命开始，我便于1924年加入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党。1926年冬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并于1921年和1924年回家时，创办了“奇山书社”和《岩声报》，用龙岩的具体事例揭露阶级敌人，宣传社会主义。1927年后，又在当时崇义县共产党支部领导下参加了县城“五一节”暴动，攻下县衙门，打倒了反动县长蔡舒，成立了县临时行政委员会，并收缴宪警武装，组织了工人纠察队。但5月中旬，广东清党军进入赣南，蔡舒和当地豪绅纠集湘赣边土匪胡凤章乘机攻下崇义城，恢复了反革命统治。不久“庆昌和”被没收，我便于5月中旬离开杰坝，潜回家乡。从此，我便脱离了店员生活，从事革命工作，与当时在龙岩县党支部郭滴人等同志，根据毛主席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指示的革命路线，在龙岩搞农民运动。经过几次起伏，于1928年3月间便在东肖区组织后田暴动 (当时有5个乡农民暴动，收缴50多支枪)，接着便组织闽西第一支红军游击队。同年6月间，张鼎丞同志发动了永定溪南里5000多农民攻城暴动，攻城未下退出后，我便到了溪南里，经过我的建议，当时永定县委才决定在溪南里各乡打土豪，分粮食，烧契约，收缴反动武装，组成一个红军57团，张任团长，我任党代表。随后不久，又配合龙岩上杭金丰三处武装(分别组成55团、56团)，组织闽西暴动总指挥部，由省委派来的王海萍同志任总指挥，我和张鼎丞同志任副总指挥。当时闽西特委书记郭慕亮同志任党代表。不久总指挥部率领三个团向外出击，我留在溪南里成立苏维埃政府，分配土地，这是闽西第一次土地改革、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1929年春，省委指定我任闽西特委书记，此时正是红四军攻下长汀城，消灭当地军阀郭凤鸣部队。我闻讯后赶去长汀，但到中途知红四军已退去江西。我当即将闽西几年来的党群工作情况、游击队活动情况、敌军情况写一份详细报告，派人送给毛主席，要求红四军再来闽西。4月间毛主席即回信说红四军决定再度入闽。5月间毛主席果然亲率红四军进攻龙岩城。当天又转到永定之坎市，我在半路上与毛主席等相见，以后同到永定城。此次红四军来闽西，两个月中整整歼灭土匪军阀陈国辉一个旅，上杭卢新铭两个团。7月初毛主席就对我说，“闽西大局已定，特委要发一个土地革命纲领，指示各县工作，并着重红军建设。”我当即按照毛主席指示写了一个土改纲领，经毛主席审阅后发出。同时请求毛主席调一批军事干部给闽西，组织各县赤卫团，并将闽西过去1000多红军游击队编成第4纵队，为红四军建制，随红四军行动。7月特委在上杭蛟洋地区召开闽西第一次党代会。毛主席亲自指导这次会议，并提出在闽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总任务和各项具体措施。这是闽西苏区得以建立以及闽西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到全国解放的根本关键。
 

 1930年初，古田会议后，毛主席为了转移国民党“围剿”目标，调动敌人，率领红四军转到江西活动。当时的闽粤赣“三省会剿”,果然不攻自破。我们收复龙岩城后，便于3月在龙岩城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我当选为主席。5月又成立红军第十二军，共6个团近万人，我兼任军政治委员。以后6、7月间，红4纵队从红四军调回来，又编成红军二十一军。除这两个军外，当时五个县各成立一个独立团，各区成立赤卫军中队，这是闽西苏区的全盛时期。1930年9月，省委调我到福建沿海工作，初到闽中莆田游击队工作。1931年调福州市委任农村巡视员，曾在福安、连江两县发动了农民运动，以后成为闽东游击区。1931年底，省委又调我到漳州游击队工作，后扩编为红三团，开辟了闽南游击区。一直到1932年7月，我才随红军东路军回中央苏区，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

    红军长征后，于1935年我与张鼎丞同志等回到闽西，坚持了非常艰苦、复杂的三年游击战争。一直到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才根据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与驻岩粤军谈判合作。1937年底，闽西红军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于1938年4月部队开赴皖南集中，从此开始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我初任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我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1年调新四军四师任师政委兼淮北区党委书记。1945年成立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我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进行了华中土地改革与华中解放战争。1947年我调华东局管山东财政兼土改工作。1948年，调二野任第三政委兼中原局第三书记。1949年5月，四野南下武汉，成立中南局，我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兼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一直到1953年才调中央工作。这是我参加革命的简历，也是我由一个普通商店店员变成为革命干部的大体过程。

    从我的历史回忆，我深切地体会到个人与阶级的关系、阶级与政权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如果离开阶级斗争，离开群众的革命斗争，离开工农政权与工农武装，而想靠个人力量，在万恶的旧社会中孤军奋斗，结果只能弄得家破人亡。我的父亲正是在旧社会中被恶霸弄得站不住脚，被迫出走，老死异乡。我的父母叔伯等都是20多岁、30多岁就一命呜呼，没有一个活到50岁的。这说明，我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处境，关键在于早年参加革命，上依靠毛主席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如果当年不走这条路，不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哪能有个人前途。

    你们兄弟姐妹都是在革命局部胜利或全国胜利后出生的，都是在糖水中长大的，没有尝过旧社会的苦，所以解放军同志要我给你们讲家史，讲革命斗争史，使你们了解我家过去的困难处境，了解革命斗争的艰难过程。你们要紧紧依靠革命群众，与工农兵密切结合，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师，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

    这是我抄录的一份家史，诞生于十年浩劫中，手稿里红笔修改处，是父亲的亲笔。
 

    1967年，父亲被造反派强行拉到郊区进行批斗之后，警卫部队特派一位副指导员驻守我们家，以保证他的安全。解放军干部请父亲给子女讲讲家史和革命史，年迈的父亲用简洁明晰的语言，将一生经历浓缩在几千字之中，二哥做的记录，父亲特别要我们每人将原稿抄录一份，各自保存。

    46年过去了, 父亲讲述时脸上的那份凝重，历历在目，因为记忆中充满血与火的碰撞。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文物，也是对我的闽西革命史启蒙。讲述中多数是闽赣的经历，尔后都一带而过，可见父亲对家乡，对老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浓重情谊。他特别强调，如果不依靠广大群众，就没有他的一切，功绩都应该归功于人民，归功于牺牲在胜利前夜的无数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