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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寻乌调查”

2014-03-04  本文来源于中国赣州网    作者:苏红网 订阅《红星报》 | 向苏红网投稿
1930年3月,红四军赣南“三月分兵”期间,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在赣南逐步形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5月2日,红四军在寻乌红50团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6 日,成立了寻乌县苏维埃

1930年3月,红四军赣南“三月分兵”期间,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在赣南逐步形成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5月2日,红四军在寻乌红50团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6 日,成立了寻乌县苏维埃政府。随后,毛泽东率红四军前委机关从会昌到达寻乌。
 


1930年5月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旧址(寻乌县城马蹄岗)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也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他把调查研究当作是了解社会、制定政策、指导中国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早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他就身背雨伞,脚穿草鞋,深入于安源矿工之中,穿行于湘江两岸农村,拜工人、农民为老师,向他们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指导开展工农运动。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中,他又作了宁冈、永新两县调查。自率领红四军游击赣南闽西以来,虽然斗争艰苦激烈,他仍然十分注意调查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走到哪里就调查到哪里。

1930年春,毛泽东感到自己以前的调查活动,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只注重农村而忽视了城市,对中国的富农问题还没有全盘的了解,“对商业状况更是完全的门外汉”。

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其政治、经济状况,阶级关系,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在三省都具有代表性。这时,闽粤赣边界敌军力量薄弱,战事较少。红四军各纵队分布在寻乌、安远等县发动群众。于是,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在寻乌县城作一次全面深入的社会调查。

毛泽东的调查活动首先是从了解寻乌县城的情况入手。到寻乌县城的第二天,毛泽东带着一名警卫员,由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领路,先绕县城四周城墙环视一圈,接着便穿行于城内大街小巷之间,与入城赶集的农民和摆摊设点的商贩交谈,还进入一些店铺向老板详细询问生意情况。经古柏介绍,毛泽东结识了寻乌县商会原会长郭友梅等人,得到了许多城市商业情况。

为详细了解寻乌的社会经济情况,毛泽东决定召开调查会。他与古柏一起商定了邀请前来参加调查会的人员名单。毛泽东提出,参加调查会的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士兵也要,流氓也要”,调查到哪个问题,就请哪方面的人士参加。

为便于召开调查会,古柏安排毛泽东住进了县城南门外的马蹄岗天主堂。马蹄岗是一座小山岗,因状似马蹄而得名。1917年,英国基督教牧师包斯费德尔从广东梅县来到寻乌,买下这块山岗,兴建了一座褆民医院和一座教堂,还兴建了一幢西洋式的两层石砌楼房。红军到来之前,包斯费德尔已逃离寻乌。红军到后,教会医院改作红军医院,毛泽东也住到了包牧师的石砌楼房里。

调查会在楼上大厅里举行。经常到会的是郭友梅、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维埃政府职员)、赵镜清(30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小商,当过兵,现任县苏维埃委员)、刘亮凡(27岁,原国民党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政府主席)等4人。其他还有李大顺、刘茂哉、刘星五、钟步赢、陈倬云、郭清如等6人。其中,有的是教师、秀才,有的是做过小生意的。古柏既是调查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又兼做毛泽东的“翻译”。

调查会上,毛泽东像一名小学生,将参加调查会的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钱粮师爷等当成“可敬爱的先生”,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请教,调查了解的情况非常详细全面。例如为了了解寻乌县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毛泽东一共询问了杂货、小货、油、盐等等甚至包括“娼妓”、“同善社”等25个方面的情况,通过各种货物的流通情况去解剖这个小县城的社会经济状况。为了解“寻乌旧有土地关系”和“寻乌的土地斗争”,毛泽东不仅调查了寻乌全县的农村人口成分、旧有田地分配和全县每户大地主的情况;还详细了解了地主剥削农民的各种手段及残酷程度;对全县土地革命斗争中的土地、房屋的分配方法、标准,以及各个阶级、阶层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一直到土地斗争中妇女地位的变化,无不问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活动作了充分的准备,事先列出了周密的调查提纲。调查会开了十几天。白天开,晚上也开。毛泽东还带着工作人员到城郊的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民耕田插秧,一边做调查工作。最后,开了一个总结调查会,进行核实补充。这次调查,毛泽东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这次调查,毛泽东感到收获极大。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城市商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是毛泽东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

调查活动结束,红四军离开寻乌时,毛泽东将协助他开展调查研究的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及其夫人曾碧漪一起,调至红四军前委机关工作,古柏时任前委秘书长。1931年1月上旬第一次反“围剿”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古柏的协助下,在宁都县小布的龚家祠,将寻乌调查的笔记整理成一篇8万余字的调查报告,题为《寻乌调查》。以后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环境多么恶劣,毛泽东一直把这次调查的材料带在身边,视为珍宝。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个调查报告直到1937年10月才与毛泽东的其他8个农村调查一起结集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在陕北出版。

《寻乌调查》是红军初创时期我党了解和认识我国南方中小城市的百科全书,也是毛泽东早年撰写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著作。毛泽东作“寻乌调查”,为党在土地革命初期制定正确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政策,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责任编辑:苏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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