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苏区战地】天门嶂战斗：江西苏区的最后血战

敌人围困留守红军

1934年10月中旬，秋风瑟瑟，8万多中央红军被迫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踏上了漫漫长征路。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红军将士，也从此转入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央指示，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必须最后坚守的地区。然而，死守三角地区，却让留守红军丧失了及早突围到敌后灵活开展游击战争的良机。国民党军队在得知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从北、东、西三面加紧向中央苏区发起合围，企图将留守的中央党、政、军机关人员及红军一网打尽。

国民党抽调重兵，对三角地区疯狂“清剿”，中央苏区的范围逐日缩小。然而，困于狭小三角地区的中央军区及红军仍采用大兵团作战，不仅没有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经费严重匮乏，弹药消耗无法得到补充，而中央分局与湘赣、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又中断。至1935年2月中旬，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及红二十四师、独立三团等部队，已经被敌人围困在于都县南部的禾丰、利村地区，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贺昌将最后的子弹留给了自己

1935年2月5日，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给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有任何动摇”。根据中央的正确指示，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于都禾丰召开紧急会议，被围困在于都南部山区的近万名红军和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机关人员，分九路先后突围。按照计划，项英、陈毅等率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红七十团于2月下旬从于都的禾丰转移至上坪，准备突围。

1935年3月上旬，各路突围部队全部离开于都南部地区。项英、陈毅、贺昌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率红七十团穿过会昌封锁线，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转移。突围前，红七十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部队进行了整编，共编成4个大队。

3月9日下午3时，贺昌带领第三大队（2个营，实为5个连）从上坪的屏坑山出发先行突围，红军将领袁血卒则率第四大队随后跟进掩护。当天天黑前，突围部队安全渡过濂江（安远河），到达会昌晓龙的天门嶂。然而，突围至天门嶂的部队，立即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截。突围部队全部被打散，但他们仍以小股为单位，依托山上地形顽强地抗击敌人。天黑时，敌人从三面上山进行包围，并放火烧山，不断向山上放炮。激战中很多同志英勇牺牲。整个夜晚，天门嶂山上枪声不断。

3月10日凌晨，天门嶂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前一天晚上的硝烟还未散尽，空气中是扑鼻的血腥。间歇沉寂的枪炮声打破了早晨的宁静。身负重伤的贺昌突围至归庄（今会昌县高排乡坪坑村）时，已经被敌人包围。此时，贺昌高喊“红军万岁”的口号，把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9岁。

3月17日，时任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李翔梧，在天门嶂山区辗转突围至筠门岭、清溪山区时腰负重伤。为不拖累其他战友，李翔梧高喊：“同志们，你们前进吧！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他举起手枪，果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28岁。

在天门嶂战斗中，突围人员大部分牺牲，只有周建屏、袁血卒等少数人冲出包围。

当年战壕清晰可辨

据介绍，天门嶂战斗结束后，在赣南中央苏区的中央各机关及红军大部撤离出了江西境内。至此，中央在江西境内再也难以组织大规模对敌斗争。因此，天门嶂战斗也被称为江西苏区的最后一战。

贺昌是南方三年游击战初期牺牲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领导人之一。就在贺昌牺牲的1935年3月,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先后壮烈牺牲。他们都是我党早期的优秀革命家，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将一腔热血洒在了赣南这块红土地上。《中共党史风云人物》一书中曾这样高度评价贺昌：贺昌是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青年运动卓越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优秀的高级党务工作者，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中最年轻有为、精通多种领导工作的英才。

贺昌牺牲后，红军将士无比悲痛。1935年4月，冲出敌人包围圈的陈毅在《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中沉痛地写道：“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以贺昌、李翔梧等为代表的革命先烈，把一腔热血洒在了天门嶂，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历史将铭记这一切，他们的英魂长存天地。

今天的天门嶂仍是人迹罕至之地，山嶂纵横数十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山林草丛之中，一些当年的战壕虽经风雨侵蚀，仍清晰可辨，它们与巍峨的天门嶂，仿佛在默默地叙说着当年天门嶂战斗的英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