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道德：照亮美丽中国精神家园

　　编者按 淳朴善良、与人为善、包容重义一直是乡土中国薪火相传的道德取向，“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一直是乡土中国绵延千年的风俗画卷。

　　没有道德，就没有乡土中国;留得住道德，才能留得住乡愁。打造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主战场，道德建设在其中起着“凝魂聚气”的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中国乡村社会的道德危机已经显现：一些村民传统道德观念失落，一些农村地区各类道德失范现象抬头。

　　更让人忧心的是，在流动时代、市场经济、城镇化浪潮的大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道德建设的能力出现弱化，新的乡村道德共同体久未形成，歪风邪气乘隙而入，“恶之花”在黄土地上肆意蔓延。

　　田园将芜，乡愁何归?中国的乡村道德路在何方?

　　其实，正如中国乡村在拥抱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嬗变一样，乡村道德也在剧烈变化的大时代里面临转型。根植于深厚农耕文明土壤的乡村道德大树，将在现代文明、市场经济的洗礼中接纳新元素，嫁接新枝条，结出新果实。在新乡村文明的大背景下，新乡村道德正呼之欲出。

　　新乡村道德建设，关乎社会和谐、国家治理，更与美丽中国、中国梦的实现密切相连。值得欣慰的是，农村道德建设历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从新农村建设到新型城镇化规划，道德建设始终被列为重要内容。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更为新乡村道德建设之路指明了方向。

　　专家指出，新乡村道德建设，要依托中华传统文化，挖掘传统道德资源，还要按照现代社会治理规律与市场经济时代要求，引入经济手段、政策手段、法律手段等，以公德理念、契约精神建设道德大厦。当然，这不仅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乡土，与乡村道德建设相辅相成，也期待乡村道德内涵和元素的革新、嬗变，使自身具有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

　　希望仍旧在田野上。我们看到，各地对于新乡村道德建设的探索方兴未艾，亮点纷呈。“道德档案”、民主理事会、“乐和”实践、“乡村道德讲堂”……在积极实践、不断寻路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正在为乡土中国点亮一盏盏不灭的道德明灯。在广袤的乡村基层，在具体的乡土情境中，我们看到，每一个微小变革、每一个治理行动正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悄悄地书写着新乡村道德充满希望的明天。

　　三大冲击下的乡村道德之变

　　口袋鼓了，脑袋空了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生巨大改变，农民物质生活大多“翻了身”。在靠不成文的村规民约、乡邻道德约束的“熟人圈子”里，农村社会正静静地发生另一场深刻变革：流动时代、经济大潮下的重利轻义、城镇化生活方式的冲击，使得原本无处不在的乡村道德约束逐渐松弛、异化，甚至有人感叹乡村“道德已死”。作为乡土中国的价值核心——乡村道德，将何去何从?

　　流动时代的道德“空心村”

　　随着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老人、儿童留守农村，当前一些村庄成为“空心村”，邻里之间孝亲敬老、扶弱济贫的传统美德面临极大挑战。例如，一些困难家庭的年轻人不堪忍受贫穷、疾病等重负，抛弃孩子、老人，“离家出走”或久在外而不归，不承担对子女、老人的抚养赡养义务。

　　在广西来宾市武宣县思灵乡河龙村，年近70岁的留守老人何桂莲独自带着孙子生活在村里，帮人砍甘蔗打零工挣钱。何桂莲告诉半月谈记者，她的4个女儿嫁人，大儿子在广东打工，大儿媳带着5个孩子在家;小儿子离婚后多年在外没回过家，她抚养小儿子10岁的孩子。提起小儿子，老人眼里流露出悲伤。她告诉记者，小儿子出去这几年毫无音信，也没寄钱回来，她连儿子的电话号码都没有。

　　在地处武陵山区的重庆石柱县大歇镇黄山村，半月谈记者看到，大量农村留守老人生活困苦，难以得到村里人基本的扶助。村民王应丰身体蜷缩着躺在自家床上已有6年，妻子马勤英自己多年来也承受病痛折磨，还得独自支撑家里农活。

　　马勤英说，子女外出打工，一年只能回来一次，完全照顾不了他们。现在村里人但凡有点钱，基本都搬到县城或镇上居住了，村里基本空了。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自家有困难，也很难找到一个亲戚或者邻居帮忙，凡事都完全靠老两口自己扛着。

　　流动时代也给婚姻、家庭关系带来急遽变化。江西抚州市中级法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每年到春节期间，农村离婚率就急遽攀升。

　　“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以前我们常说‘最好的牙齿舌头也有相咬时’、‘结发夫妻穷也好，双线缝衣衣也牢’，而现在农村年轻夫妻一有点什么事情，一不顺心，就闹离婚。”江西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居委会主任杨慧芝叹息说。

　　杨慧芝是一名人民调解员，她在调解过程中发现，因外遇导致家庭矛盾，能占到调解案例的 20%。她分析，以前夫妻都在农村，耳鬓厮磨。现在年轻夫妻至少有一个在外打工，长期分居，感情得不到慰藉。“此外，农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带回家的媳妇都是外地的。没有了周围熟人说道劝和，小媳妇一不顺心就想出走回娘家。”

　　江西省资溪县乌石镇新月村党支部书记兰念瑛也对农村流动家庭婚变带来的一系列道德问题深感忧虑。她举了一则案例：村里有一对年轻夫妻，儿子十三四岁，由于婚外情双方离异。小孩子就开始叛逆，以前学习很好，现在也不乐意学习。人家抽烟他也学着抽烟，还在学校打架，打伤了人，学校不敢要，后来被开除。现在他辍学变成小混混。父母后悔，但是已来不及了。

　　“物质都有了，原来的朴实却找不到了”

　　河南郑州市郊区某村庄正在发生巨变。随着村子周围环绕的槐树林被成片砍掉，沟壑被填为平地，一座座工厂、一片片人工湖、一栋栋公寓楼建得离村子越来越近——城镇化与“造城运动”，迅速让这个村子面临“农民上楼”的选择。

　　在两三年间，村中家家户户都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存款，有人忙着继续“种房”，有人还没学会开车就先买回小汽车，也有人为了钱款的使用分配、投资收益等与家人、朋友、乡邻们爆发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在利益面前，以往几十年积累的情感似乎可以在一夜间蒸发溃散。村民高大爷告诉记者，他的儿子抛弃了吃苦耐劳的妻子，在外做生意时找“小三”生了儿子，但高大爷坚决不允许儿子与儿媳妇离婚，一方面是同情儿媳妇，另一方面也不愿因为离婚导致家庭人口减少，进而在补偿方面有损失;但出于对儿子的“偏袒”，高大爷也无意惩罚儿子与“外面的儿媳妇”，时不时也会去探望一下“外面的”孙子……

　　若在十几年前，高大爷断然不会让别人知道家里这“混乱的关系”。然而也就是这一两年间，村人似乎都知道了他家的事，高大爷也不再避讳，还会把小孙子带回村里玩耍。“既然已无力管控儿子，不如索性接受事实。”在年近70岁、看似传统的高大爷眼中，这个事情反而已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公开之后并无村民对其施加道德谴责，主流舆论似乎“不以为耻”。

　　兰念瑛听到更多的是，农村如今没了和谐，涉及经济纠纷的越来越多，根本没有父母之心、兄弟之情。“我50多岁，以前从来没听说，现在子女居然和父母闹到公堂上去，有点不可想象。”

　　“对外乡人，感情更是淡薄了。”兰念瑛说，“新闻里播村民在交通事故中哄抢橘子苹果，看到不太能理解。人家已经落难了，你还去落井下石。至于‘造假村’、‘贩毒村’、‘种毒菜’更是不可理喻。”

　　无疑，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在激发人们竞争、效率等观念意识的同时，也携带着物化及功利意识向道德发起挑战，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道德问题由此产生。

　　“改革开放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国家、集体的意识淡薄了。”记者在农村采访时，听到不少农民这样直言，现在村里搞公益事业比较难，村民没有集体意识。老百姓以前做义务工，投工投劳，现在一盘散沙，都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家如何发家致富，而非乡村的公共利益，对于集体的一些问题即使知道了也不会轻易评价，避免“得罪人”或者闹出“不愉快”。

　　城镇化冲击下，乡村道德徘徊歧路

　　无疑，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农村格局正在破裂、重构。当前，乡村道德面临传承和更新的大变局。记者在浙江不少农村地区调查发现，随着城市近郊农村土地被开发，征迁补偿给农民带来巨大的财富积累，不少农民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者变成有财产性收入的房东、股东。

　　很多农民一下子暴富，“食利者”现象滋生。在这里，传统的生活习惯和乡村邻里状态不再存在，很多人的精神生活十分空虚，一些人每天聚众打麻将甚至赌博。

　　另一方面，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使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变，但不少农民还保持着落后的观念，许多陈规陋习依然存在。在一些高楼林立、与城市小区别无二致的农村社区，许多不和谐现象仍在发生：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占卜、算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时有发生，聚众赌博、邪教和非法传教等有抬头迹象。

　　例如，在讲究奢侈、排场的殡葬风俗上，一些人的迷信思想、相互攀比之风迎合当下的炫富之风，并没有破除，反而愈演愈烈。半月谈记者在三峡重庆库区、渝东南地区采访发现，某县内竟有上千座活人墓、豪华墓等，当地有的农村非法活人墓不仅占地面积大，修建也很豪华、讲排场。在这些地方，农村传统的孝悌文化正在被物质异化。

　　对于农村的新生代来说，城镇化带来的道德观念冲击更为深刻。在同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的青年男女聊天时，记者深深感到，他们并不甘心和父辈一样在家侍弄黄土地。进入城市，城市以陌生人为基础的人际交流方式，正在动摇他们一直以来以熟人为基础的价值观。

　　一些年轻的头脑在城市浸染几年，逐渐改变在乡村建立起来的本分、善良等传统品质，越来越远离乡村和传统道德的约束。与此同时，一些不道德行为往往具有示范效应，此时乡邻、家庭之间的“道德舆论”虽谴责他们，却已失去了实在的约束力，可谓“于事无补”。

　　杨慧芝说，春节期间，她曾劝导一些年轻人要善良。这些年轻人却说，他们在外面打工遇见的那些老板也没有什么善良可言。甚至对个别人而言，他们犯了错误、伤害了别人，只要没触犯法律都是“小事”，“因为没人看得见、管得着”。一转身他们就消失在人海，或许连自责都不会产生。
 

　　新乡村道德路在何方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尽管当前乡村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快速迈向现代化，但乡村道德的自我演进滞后明显。在流动社会、市场经济、城镇化生活的冲击之下，我们究竟该如何重塑、接续“久违”的乡村道德共同体?

　　乡村组织、公共治理要管道德“软骨病”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太高认为，当前农村出现的各种道德问题绝非简单的情感和道德问题，背后关乎社会民生，往往与乡村公共治理的缺失直接相关。

　　近年来，几起恶性伤童案件，将“恶婶婶”“恶伯母”的形象带入人们的视野。与之相似的是，频繁曝出留守老人性侵女童事件。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方长春说，农村留守群体犯罪现象增加，与“空心化”导致留守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有关。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人文资源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马志超也表示，这些都是由于农村留守人员缺少家庭成员的直接照应与关怀，同时农村组织机构在管理上的缺位也深刻影响到农村的法治环境。他建议，基层政府应该加强治理能力、服务能力，改变“重权力、轻义务、重管理、轻服务”的形象，健全服务职能，建立相应的危机防治、救助机制和社会补偿机制等，运用法律、村规民约等制度手段促进乡村道德建设。

　　乡村文化是乡村道德的天然土壤，乡村文化服务也是当前乡村公共治理的一大软肋，广西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周可达呼吁，以乡村文化服务促进乡村道德的培育。他认为，一方面，农村各类教育偏重于知识技能的较多，思想道德教育偏少;另一方面，现有的乡村文化服务缺乏吸引力。一些乡村的文化硬件建设虽已完善，但缺乏管理引导，往往沦为“政绩工程”。

　　三农问题专家、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担心，随着农村人口外出和城镇化加速，农村道德的实践基础——农村公共生活日渐式微。由于既有的“农村马路舆论场”、乡村权威不再发挥作用，村里损害乡村道德的虐待老人、邻里纠纷等问题从村庄的公共事务转变为私家事，其结果便是乡村道德失范。“各类失德行为必须有人来惩处。只有好的行为得到褒扬，坏的行为受到惩戒、曝光，乡村道德才能在人心中扎根。”

　　谁来担当新乡村道德建设的引领重任?不少基层干部建议，村级组织应发挥“评判者”的作用，村级组织里的人员不仅要自身有德、有威望，还应担负起乡村文明捍卫者的角色。村级党支部、村委会应在乡村公共文化培育、乡村道德重塑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实施村民自治，让群众既享受到精神娱乐，又受到法制、道德的教育和约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

　　重视“人的建设”，接续断裂的乡村道德共同体

　　采访中，不少村干部、学者认为，当前我国乡村社会问题的核心是，在转型期社会大环境的冲击下，由家庭伦理、乡村社会规范等组成的道德共同体的缺失。浙江临海市涌泉镇梅岘村党支部书记孔先顺对半月谈记者说：“农村最大的问题还是传统的东西不起作用了，新的规范又没建立起来。”

　　“乡村道德建设说到底是‘人的建设’。”孔先顺表示，虽然时代变了，但大家一定要努力留住“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乡土人情。

　　重庆市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孙元明长期关注农村社会治理和道德建设。他说，原有的乡村治理秩序、道德传统出现了“断裂”，这导致乡村“人的断裂”，文化、道德、社会规范传承产生了断档和“空白区”。

　　孙元明告诉记者，在工业化、城市文明冲击下，传统农村社会出现了心理不适应、道德不适应、经济不适应等三个“不适应”症状。在一些地区之所以出现“造假村”、“贩毒村”等问题，是乡村道德、村社经济、农村社会治理等各类问题交织作用后的一种极端表现。

　　专家指出，接续断裂的乡村道德共同体，需要从“人的建设”着手进行综合治理。不能将人的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要关注乡村人口的全面发展，在农村社会治理上贯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特征的新型农村道德共同体。

　　丰富乡村道德内涵，让新乡村道德实践引领新乡村文明

　　乡村社会能否强基固本、凝魂聚气，新乡村道德建设的内在价值、核心指向是关键。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为当前的农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采访中，许多专家认为，农村道德重建，要依托中华传统文化，挖掘传统道德资源，还要按照现代社会治理规律与市场经济时代要求，引入经济手段、政策手段、法律手段等，以契约精神重建乡土道德。

　　对此，孙元明认为，新的乡村道德建设既不能同于乡绅宗族式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乡村道德，也不能完全同于城市道德，而是一种吸纳了传统乡村道德精髓，又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法治体系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孙元明判断新乡村道德体系，必须具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二是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三是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个性色彩。

　　“只有不断丰富乡村道德的内涵，才能让乡村道德自身具备主动适应社会的活力，与时俱进。”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林斌副教授强调，新时期的农村和农民正在快速融入现代文明，新乡村道德建设尤其要突出创新意识、个性化发展。

　　在如今的乡村，纠正不正之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凝聚社会正能量，亟待新乡村道德建设实践引领。浙江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金长征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践行，不应只是一个个口号，应具体到一个个实际行动、一项项举措，通过有效的载体，通过群众喜闻乐见、乐于参与的形式，持之以恒开展活动，形成人人自觉参与的良好氛围。”
 

　　那些点亮道德之灯的村庄

　　乡村道德需要革新，这既不是简单化地对过去传统道德的复归，也不是对现在城市文明的复制，而应当有其独特的魅力和定位。如何采撷传统乡村道德精华，加以提升创新，使之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个性色彩?又如何将现代文明元素注入乡村道德建设，引领新乡村文明，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半月谈记者走进那些点亮道德之灯的村庄，追寻乡村中国的道德未来。

　　“逼”出来的“道德档案”

　　重庆云阳县南溪镇南阳村是一个典型的三峡库区贫困农业大村，该村2007年由三个村合并而成。合并之初，村民矛盾很多。不少村民经常越级上访，邻里间经常因为山林、田界闹矛盾、起争执，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拳脚相加。不孝敬老人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互相推诿责任，致使老人不能老有所养;打牌赌博、封建迷信、大操大办在村里盛行。

　　如何真正规范村民言行，净化民风?南阳村农民想到了组建民风评议团，同时给村民建“道德档案”的办法。2008年12月，南阳村通过村民大会选举产生了9人民风评议团，民风评议团负有评定村民道德星级、管理村民道德事务、真实记录村民道德及家庭、个人基本信息的责任。同时，南阳村还将爱国守法星、勤劳致富星、诚恳信用星、家庭和睦星等8颗星作为道德评定标准，形成了一份村民自己的“道德档案”。

　　“道德档案”实行专人动态管理，由当地群众进行民主评议，形成量化指标录入电脑并上网。年终，根据“道德档案”记录情况，由村委会和民风评议团提议，群众民主评出南阳村“十大道德公民”、“十大信用文明户”等道德模范称号，进行奖励，并将此上报给银行、公安、国土、社保等单位和部门，作为今后农民办理各种手续、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的参考依据。

　　“村民一旦改正了缺点，相应的道德星就会给补上。”南阳村民风评议团团长曹伯春说。民风评议团是群众性组织，由村支两委提名，群众选举公认，成员主要是村里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的人，或者群众中知名度较高的代表人物，所以村民都比较信服民风评议团的评判结果。

　　“民主村”理事会来当家

　　山西芮城县古魏镇西关村位于县城西郊。这个在当地先富起来的村庄，以民主管理村务为抓手，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道德文化制度。

　　从2009年起，西关村实行例会制度，每月25日定期举行党代表、村民代表扩大会，集中表决处理村委会及各个居民小组的所有大小集体事务。例如，红白理事会汇报本月理事情况，卫生负责人汇报卫生检查情况，老年协会汇报其本月工作等。记者在会议室看到，每个桌子上写着名字，人人对号入座，出勤情况一目了然。

　　同时，该村还实行“户代表制”和“票决制”。从2011年起，西关村坚持一户一个代表，远远超过《村委会民主管理办法》所规定的“15户一个代表”的规定，民主参与密度提高。

　　西关村的民主管理集中体现在组建协会管理民事上，由此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孝老、互助、节俭等道德文化制度。在西关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老年协会的会员。70岁以上老人每5年过一次大寿，村集体给予生活补助500元，每5年追加150元，村组干部要上门送上鲜花、寿金等。

　　村里还评选“模范孝星”，孝星家庭的老人去世，老年协会有关人员第一时间赶到，送上花篮，并在葬礼上为孝星披红戴花。每月1日是老年人活动日，体检、养生讲座、会餐等，全村150多名老人悉数参加。

　　村民韩乃政从教师岗位退休后，在村子里“身兼数职”——“模范孝星”、义务送报员、财务监督员等。去年借村里提倡各家修家谱的机会，他和堂兄弟们重整家风家训。

　　“寻根是人的天性，通过修家谱，有助于提升家族的凝聚力，维护团结，促进家庭间的互帮互助。”韩乃政说，他的一个侄子家境困难过世后无钱发丧，这位侄子的同辈16个堂兄弟每人赞助500元，为其举行了一个体面的葬礼。

　　村里还组建了公益互助性的红白理事会，不仅规定了红白喜事的责任和程序，还规定出严格的“十不准”和“十做到”，提倡节俭、义务办事。从此，上梁、搬家、参军、上学、开业等不再大操大办，小孩满月、老人祝寿不再收礼金、办宴席。

　　“有了理事会定的规矩，人们不再盲目跟风、互相攀比，矛盾纷争减少了。”红白理事会负责人赵海辰告诉记者，现在红白喜事全村就一个模式，村民既节省了钱，又减少了“礼重情轻”的抱怨。

　　“乐和”实践酝酿乡民幸福感

　　从2010年起，重庆巫溪县羊桥村在北京一家民间组织的帮助下设立“乐和家园”，正式引入“乐和”理念。村党支部书记卢祖真说，由全体村民推选代表，组建集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于一体的群众组织——乐和互助会，让乐活代表参与村级事务管理，进行群众之间的生产互助和生活互助。这是羊桥村“乐和家园”建设的重要内容。

　　同时，羊桥村还建立了由“村支两委主导、乐和互助会协同、专业社会组织助推、帮扶单位支持”等多方共治的联席会制度，定期讨论决定村里的重大事情，让群众真正成为村庄管理的主人。

　　村民吴小林在羊桥村的“乐和家园”建设中承担着一份特殊职责，那就是垃圾分类协会的会长。“在村务参与中，我找到一份归属感、成就感。”吴小林说， “乐和家园”建设以来，村民脑子里不再只是想着怎么挣钱，也关心村里的大事小情，大家在集体活动中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在村务参与中找到了一份成就感。

　　羊桥村依托村级活动阵地和远程教育网络，建立了“乐和大院”，定期组织群众开展讲习活动，通过编故事、演小品、说相声、打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是亲眼看见很难相信，在羊桥村，茶余饭后，许多农民都在诵读《论语》，不少人还能背诵整部《论语》。村民徐世均说，以前认为孝顺就是让老人吃好穿好，但读《论语》后明白了，孝顺不仅包括物质的内容，还包括让老人在精神上感到幸福。

　　羊桥村村民大多外出务工，60岁以上老人超过110人，他们大多与子女分居，住在破旧的老屋中，还有100多名留守儿童缺少照料和关爱。为此，村里发出倡议，号召在家的成年男女，每人认一个以上留守儿童为“干儿干女”，希望能用自己的母爱父爱，让孩子们快乐、健康地成长。

　　感知和谐在“乡村道德讲堂”

　　在广西南部中越边境的崇左市大新县，“乡村道德讲堂”正孜孜不倦地传播着正能量。

　　自2012年4月在县城所在的桃城镇成立道德学院后，大新县的村屯道德讲堂陆续挂牌成立。目前，56所道德讲堂遍布全县城乡。城乡道德学院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只要有时间、对讲课内容感兴趣，老老少少皆可前去听课。

　　学院开设涉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等内容的课程，引导群众积小善为大善，自觉成为道德的传播者和践行者。这些道德讲堂不断深入农村田头开展活动，宣讲当地道德先进人物故事，推动先进道德理念入脑入心，外化于行，传递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过去有些居民不讲卫生，乱扔垃圾，爱说粗话。到道德讲堂听课后大家都对平时的言行进行了反思，现在居民比以前文明多了。”桃城镇桃源社区居民刘穆新说。

　　大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师小玲说：“我们会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决定讲课内容。面对农民朋友，我们会给他们讲家庭幸福之道，讲家庭成员如何定位、怎么做好老人、怎么做好父母、怎么做好儿女，还有如何跟妯娌、邻里相处等农民朋友日常生活中常碰到的事情。这些农民能接受，而且非常受欢迎。”

　　桃城镇城乡道德学院院长农振文表示，通过道德讲堂做好公民道德建设，不在于规模大而在于群众欢迎，在于群众自觉参与。由道德模范、身边好人、驻村指导员等组成的“平民教授”队伍，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讲家庭幸福及邻里相处之道，让群众在参与中认知、接受和感悟。(记者 王学涛 李松 王政 张莺 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