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材看“文革”国画的收藏价值

　　文革题材的作品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所产生的产物，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面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反映其时代特征的艺术题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国画界经历了一次传统与突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碰撞与洗礼，这一时期的国画创作既保留并发展了建国初期“文艺为文革题材的作品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所产生的产物，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面貌；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反映其时代特征的艺术题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国画界经历了一次传统与突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碰撞与洗礼，这一时期的国画创作既保留并发展了建国初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理念，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影响，此时的国画界在整个文艺体系中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而正是由于这一时代特殊性，造就了“文革”国画非同一般的收藏价值。

　　“文革”期间的国画精品大都在1972～1975年的全国美展中得以展出，通过分析这些作品的题材我们不难发现，“文革”时期的国画在整体上呈现出“三多三少”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

　　1　人物画创作多注重现实而忽略历史

　　人物画是国画中最早成熟的画种，历史、宗教、神话题材曾长期在中国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新中国成立后，历史题材的国画作品数量上有所减少，却不乏名作问世。但“文革”爆发以后，美展中几乎不见历史题材的国画作品。历史题材作品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文革”期间“破四旧”运动的开展，由于对传统文化的曲解，许多保存下来的传世书画作品遭到各种形式的毁坏，历史题材作品因而无法被创作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形势的变化，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画中当之无愧的主角。描写社会主义农民形象的国画作品如黄渊与袁继先以及周洪声合作的《大寨的种子》、杨沐黎与严国基合作的《春雨》、杨力舟与王迎春合作的《如今管地又管天》等。其中《大寨的种子》这幅作品反映了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在国画界的回声。《春雨》中插秧女子仰天而笑的神情不仅表达了人们对甘霖的欣喜，也寓意着对丰收的信心。《如今管地又管天》透过老汉在电闸旁镇定自若的神情表现出社会主义农业战线尤其是水利灌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劳动者“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精神。描绘工人阶级形象的如张永新与启禄以及赵华胜合作的《夺钢前哨》、赵志田的《大庆工人无冬天》、张桂铭的《春燕展翅》等，这些作品大都着墨于基础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的生产生活场景。此3幅作品分别刻画钢铁、石油、电力3个经济命脉部门工人们的劳动场景，表现了新社会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同时体现出工业战线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描写解放军官兵形象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也层出不穷，如姜成楠的《夜以继日》、戴庆禄与王振贤合作的《打不断的线路》、马学鹏与李泽浩以及赵洪武合作的《锣鼓声中》等，表现革命年代解放军战士“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大无畏精神和革命胜利以后和平时期不放松警惕的革命警觉性。还有一些作品体现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值得注意的是，红卫兵与知青这一时代造就的特殊群体在“文革”国画创作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尤其在1973年全国美展上，反映知青生活的国画作品是历届美展中最多的，而以红卫兵为创作题材的国画作品也只有在这一届美展上出现过。“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的这句话改变了那个时代很多城市青年的命运，通过《送子务农》《茁壮成长》《申请入党》这3幅有代表性的国画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广大知青从下乡插队接受磨炼到扎根农村，成长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思想历程。

　　“文革”时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社会的主流观点，国画界的创作焦点集中于劳动人民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这也是人物画能够在那一个历史时期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苏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