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为了克服过去-细菌战诉讼

王选向原告们展示她当选“感动中国”2002年人物时写下的：“我们是一群中国的老百姓，为受难同胞和祖国的尊严尽点微力……”。



　　王选

　　王选，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原告团总代表，译有《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等书，2001年受聘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南方周末》2002年年度人物。

 

　　近期，反思侵华日军暴行的纪录片《南京》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将历史惨痛的一幕再次推到我们的面前。抗战胜利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然而，一些人的“战斗”还在继续，其中包括当年细菌战受害者的索赔诉讼。自1995年开始进行细菌战调查，到承担起对日的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总代表至今，王选走过了12年坎坷路，而细菌战的事实，也被一点一滴地揭露出来。尽管往后的诉讼之路会越来越难走，王选依然坚定前行--为了告慰受害者、为后世呈现真实的苦难，“为了和解”!本期讲坛，王选，将言说一段历史。

 

　　1 他们如何掩盖过去

 

　　细菌战还有一个名称是生物战，不仅细菌可以用来做武器，人为地制造疾病的流行，病毒也可以做武器，或者昆虫。

 

　　为什么用细菌做武器呢？因为成本很低，可以大规模地自动杀伤，只要撒一下，就能传染，眼睛看不见，很难防疫，当然也说明它是非常恶劣的武器，非常的违反人道，怎么可以制造疾病的流行！而且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像刚才片子里的那个村子，鼠疫流行，很多人都死，感染者幸存的，一直身体很差。

 

　　1940年日军731部队在衢州投放鼠疫之前，地方上印鼠克蚤是很少的，之后到现在，在跳蚤中的比例就高了，这是几乎没有办法改变的，跳蚤怎么能够消灭呢？不可能把跳蚤一个一个抓来，所以说，生态就这么被破坏了。衢州现在是狗和猫会带鼠疫菌，因为有跳蚤传播。细菌战鼠疫发生当时，我们没有能力把鼠疫在人间全部消灭。老鼠的生存能力有时候比人还要强，它知道这个地方有鼠疫了，就往野外逃，就把鼠疫菌带出去了，结果整个的生态环境被污染。我们浙江省每年都要搞鼠疫防治工作会议，国家要拨很多钱，抓老鼠，检测鼠疫菌。浙江义乌春秋两次，一年1000只活老鼠。衢州，三个医科大学毕业的，一年到头专管抓老鼠，检验。所以我们诉讼中提出的一个赔偿理由是，现实中的生物战的威胁，环境被污染了。

 

　　日本当时搞细菌战是为什么呢？因为细菌武器是一个资源小国的理想武器。日本要打那么大一个仗，要跟这些列强一起去抢夺对亚洲的统治权，首先要有能支持战争的资源，所以先占领东北，以满洲的资源支持战争，搞规模庞大的化学武器，还有就是生物武器，当时731部队一个月可以生产一吨的霍乱菌、一吨的伤寒菌，炭疽六百公斤，这是战后苏联的伯力审判中，日本战犯的供词。

 

　　所以日本的细菌战是国家的犯罪。在中国战场的规模很大，在广州有一个8604部队，当然很多广州人不知道，香港人不知道，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广州人里还是有一条好汉，一个人常年研究8604部队。他就是沙东迅老师。在日本，也极少有留学生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总是绝不了，每个专题总有那么个把中国人和那些日本人在一起做。细菌战我在做，慰安妇也有个人在做，强制劳工、战争赔偿都各有人在研究。

 

　　日本细菌部队是天皇的军队，这么大规模的细菌部队的建立，必须要有天皇的命令。从日本的战时政治军事制度来说，最高的政治意志，才可以成立这么大规模的部队，想用多少钱就可以用多少钱，国家给731部队巨大的预算，所以这是日本的国家政策。

 

　　日本的细菌战到底做了什么呢？一是细菌武器的开发和研究。

 

　　一般人的印象，认为细菌战就是在哈尔滨，人体实验，因为有一个电影《黑太阳731》。但是哈尔滨做的，东京也有。最近有一个日本研究者说，有证词说南京的1644部队把中国人装在汽油桶里运到东京做人体实验。1644部队跟东京的细菌战研究关系比较密切，交通也方便。大部分做实验用的中国人都是军队的俘虏，三十岁上下体格健壮的男性。他们为什么要用活人做实验？某种细菌的致死量，人体的反应等等，通过这些实验了解到的，也用于日本军队的防疫。使用细菌的部队也要防感染，但是实际上日本军队的防疫也不完善，有日本军人打了防疫针死亡，或者发高烧，副作用很大，有三种疫苗混合的防疫针一起打。日本军人患病的也很多，军队很重要的战斗力就是健康，所以他们对军人的防疫非常重视，水都是经过净化过的。

 

　　二是细菌武器大规模的生产。他们在中国有五支大的细菌部队，都具有高水平的研究能力，进行人体实验，也大规模生产细菌，下辖64个支队也具有不同水平的研究能力，也都生产细菌。太容易了，培养基放一点菌种，细菌就会繁殖。还培养昆虫，比如说鼠疫是通过跳蚤来传播的，跳蚤是一种媒介，731部队作出了一个发明，让跳蚤来传播鼠疫。731部队培育跳蚤，先是让很多老鼠感染鼠疫，然后在这些老鼠身上繁殖跳蚤，老鼠死了，跳蚤就成了传播鼠疫的武器。1941年11月4日，日军在湖南常德从空中撒了36公斤的跳蚤--36公斤，你想有多少跳蚤啊！但是跳蚤很轻，所以就跟麦子、谷物、老鼠、棉絮混在一起，从空中一起扔下来。有粮食扔下来，当地的老鼠就会来吃，跳蚤就可以附上去。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一书中也讲到，因为美国人当时歧视亚洲人、日本人，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发明出传播鼠疫的技术。还有用实验者的内脏、血等活人身体材料培养细菌。

 

　　三就是细菌武器的使用。我们这个诉讼是细菌武器的受害者的诉讼。当时在整个中国战场几乎都使用过细菌武器，我在美国档案馆看到最新公布的资料，广东有一些地方，当时疾病流行有数万 人、十万 人感染。我已经告诉广东的研究者，疾病大规模的突然爆发流行，是要查一查的。

 

　　细菌战当然是很黑暗的过去，如果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我们就不必要“克服过去”,只要能够记住这个历史，吸取历史教训就可以。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是一个问题。

 

　　在战争期间，日本细菌武器就是秘密的。1925年有一个日内瓦条约，禁止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但是并没有说不可以研究和开发。日本人在战时的细菌武器使用是非常秘密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武器也很容易做到秘密使用，有一份档案中说到，把细菌放在热水瓶里，派汉奸潜入各地投放。国民政府还是很会搞情报的，汪伪政权里也有人把情报弄出来。

 

　　对于细菌战，日本战争期间是掩盖，战后也是掩盖。二战期间，日本和苏联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到战争最后时期，都希望苏联不出兵，在同盟国间调停，使日本能够保护在中国大陆占据的既有利益，但是苏联人后来出兵了。当时日本内阁开了最高会议，要把细菌战掩盖下来，因为细菌战战争责任的追究的话，就追究到日本的昭和天皇，为了维护国体，就必须隐瞒细菌战。如果国际社会知道了，就要追究天皇的责任。所以日本细菌部队提前就销毁证据，把建筑物炸了，资料烧毁，把设备扔到江里，当时731部队准备逃跑的时候，司令石井四郎对3000名部下训话，说，如果谁敢把部队的事情说出来，到天涯海角我都要追。后来，731部队还是有人写书，把这些事说出来，包括石井的驾驶员，而且提到想出司令当时的样子觉得很害怕。

 

　　中国政府在1942年初已经向国际社会呼吁，控诉日本在中国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不久，罗斯福向日本提出警告，如果再这样下去，咎由自取。

 

　　战后，东京法庭审判，美国没有起诉日本细菌战的战犯，冷战已经开始，美国和日本人作了交易，把日本搞细菌战的专家把人体实验的资料、细菌武器研究的资料都给美国，就免于追究他们战争犯罪的责任。这些人在日本战后全部都是大学的系主任、大学，包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还有日本医学会的会长，细菌学会的会长、北海道的副知事，相当于我们的副省长，跨国大企业的老总，等等。731部队专门研究炭疽的炭疽班班长当过文部省教科书的主任审查官，你说他们会把细菌战的事说出来吗？

 

　　2 我们如何揭露过去

 

　　以上是关于细菌战的掩盖，以下是对于细菌战的揭露。

 

　　1949年，苏联在伯力搞了一个审判，把落在苏联人手里的12个细菌战的战犯审了。苏联人把他们的供词和其他审判材料，用各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日本战犯说话比较实，说出来的那点东西你可以相信，但是很多没有说出来，也许问的人没有问到他。现在关于731部队的最多的情况，基本的事实，还是从伯力审判材料里来的。一共12名细菌战战犯，按理，苏联手里不止这些细菌战的战犯，但是公开审问的就是这些人。

 

　　我们那个时候跟苏联是一个联盟，东西两大阵营已经开始。我们50年代初期也有打倒细菌战的纪录片，查《人民日报》1950、1951年的报道，也说到细菌战是天皇的责任。日本上世纪50年代就有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质疑日本政府。战后，在日本揭露细菌战最厉害，最坚决的一开始是日共，日共在战争期间也是反战的，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和事例。比如说当时驻义乌的日军有一个军医，揭露细菌战。这人很好，是个人道主义者。崇山村的最主要证据来自这个人的日记。驻义乌的日军里还有一个炮兵中队长同情中国人。这个人后来参加解放军，在战争中牺牲了。

 

　　日本的国会，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这个诉讼一审、二审，都有议员，为细菌战的历史问题，向政府提出质疑，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资料，应答细菌战问题。可惜这些议员后来都落选了。

 

　　揭露细菌战的还有原来的日军军人，包括731部队的。2004年，我在《南方周末》写过一组文章，我的新浪博客上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提到了这些人的作证。除了细菌武器在中国的使用造成的灾难以外，现在世人所知的关于731部队的所有一切，几乎都是日本有良知的人，自觉说出来的。我们说细菌战何等残酷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说日本人做的这些事情很坏，但是这些事情正是一些日本人说出来的，如果他们不说，我们就会像还是在黑暗里爬行。我们要看到细菌战是一个国家的犯罪，是最上层的意志。但是有个731部队的气象兵，BBC采访他时，我是同声翻译，他说不愿意在这个部队干，因为他们用中国人做冻伤实验，就是活冻，在手上浇水放在零下几十度去冻，手都冻坏了然后就用锯子去锯，也没有打麻药，真的很残酷的。但是要离开731部队很不容易，他一次一次地申请，他说这里哪里是人呆的地方。，他表情认真地对BBC的导演说，一般来说，中国人要比日本人好，我们日本人是最没有人情味的。后来片子里没有用这段。

 

　　那时侯的中国人很纯良，根本想不到别人会使用这样的手段。战时的国民政府，仗都打成这个样子了，当时日本飞机投放物质后，各地都没有非常武断地说一定是日本人撒的细菌引起的疾病流行。他们拣跳蚤、其他投放物，进行化验，要科学家、专家经过很多分析、论证，才得出具有最大的可能性的结论。是非常尊重科学、有道德、有良知的，而且是公正的。仗都打到这一步了，他们都没有先入为见，一开始就把敌人想那么坏，只说怀疑。这是一种品格、一种美德。

 

　　还有大家知道的《恶魔的饱食》这本书，上世纪80年代初在日本卖了三百万部，这也说明日本国民的素质。在中国，一部这样的书，能卖到三百万部吗？他们比我们更加关心自己国家的历史，关心一些重大的事情。日本的老百姓非常爱国，也就是说，老百姓对自己国家的那种认同。战后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曾经说，日本是不需要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也因为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吧。当然也有很不好的地方，排外，外民族政治上不平等，没有选举权。现在开始慢慢地开放一些了。

 

　　日本媒体也报道细菌战，比如说日本的NHK,1992年做了上下两集纪录片，在卫星台放，讲731部队，非常好的，得了一个亚太影视奖。那时中国连中央电视台还没有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最早做是1996年，我那时和日本的市民调查团到家乡调查细菌战，帮着做翻译，也有镜头，只是脸上没有皱纹。记得我当时忍不住流下眼泪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你们一定要把这段历史拍下来。当时中央电视台说是台长批，而且新闻部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停下来，就专门做这个节目，结果片子出来后，把民间索赔的内容都删掉了，但是他们觉得挺歉意的，后来出了一本书，还提到了这件事情。

 

　　揭露日本细菌战的还有日本的和平运动。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市民和平组织在日本巡回展览在731部队图片展，23万 人看了。这个展览期间，很多日本老兵出来讲真话。以前他们司令不让他们说，现在展览办到他们家门口了，他们就出来。日本人传统的美德是忠诚，当时很多从中国战犯管理所放回去的日本老兵，觉得中国人给了他们一条活路，忠实回报。凡是有集会，就出来作证，告诉日本老百姓自己对中国人做的坏事情。他们一般从来不对中国说长道短。所以跟日本人打交道，打得好，是可以很好的，这些日本人也搞了很多调查。郭导的片子一共有六集，有日本人到中国来调查的镜头。他们把中国的民间受害调查推动起来，还支持中国受害者到日本进行诉讼。他们还出版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书店有卖。有日本人把所有自己对那段历史的无知，都推到日本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上。我认为，个人是很大的原因。我关于细菌战绝大多数的知识来自日本，而且是公开的出版物。日本各大书店里都是有卖那样的书，那些书籍比较严肃，但往往是严谨的实证研究，年轻人不看，或者回避，有他们自身的原因。日本是民主法制国家，有很多的合法途径，可以得到这方面的知识。现在日本年轻人有一种倾向，非政治化、非社会化，就是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因为日本社会也比较压抑，个人想脱离社会，想自由。一年打工，攒下钱，再到西班牙学一年跳舞，再回来打工。日本社会也有福利，所以也不担心活不下去，或者到美国留学等等。

 

　　如果统计一下的话，平均每天，在日本的某个地方，会有市民和平运动组织的关于战争问题的集会，慰安妇、劳工、毒气战等等。关于这场战争的最高水平的实证研究也是在日本。细菌战诉讼中，原告方最重要的证据《井本日记》，就是一个日本学者找出来的。井本担任过当时日本派遣中国军队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在1940-1942年，负责与731部队的联络，并和他们一起筹划和准备了某些战役中细菌武器的使用。他的日记中有这些记录。日本军令规定军人记日记，战争结束之后很多军人把日记捐给国家。日本防卫厅资料室只公开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井本的日记据说有三十几本，防卫厅公开他的日记的时候，也许是没有注意到其中关于细菌战的记载。中央大学的吉见义明教授发现这部分内容后，就让他的学生去手抄了一份，因为不让复印。日本人做事情低调，不动声色。等到把发现发表之后，媒体就都拥到防卫厅资料室采访，去看原件去了，防卫厅资料室马上把原件收回去了。井本日记成为我们打破日本政府掩盖的最主要的证据材料。因为伯力审判的材料，人家说这是共产国家的宣传，是假的。《井本日记》的第一手材料出来，原来“怀疑”的细菌战就铁证如山，没有什么异议了。这也是日本的和平运动做的，他们战后几十年，作为日本社会的非主流，搞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将在历史上留下来。

 

　　日本和平运动里那几个专门搞细菌战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家里的资料都是堆得像山一样，就是一个像样的资料库了。我现在也在想，怎么把这些资料弄到中国来，我现在也是想在义乌建立一个纪念馆。不是说一定要建在中国，因为在日本建，几乎是不可能。资料放到纪念馆里，更多的人可以使用，否则时间长了，这些资料就有可能散失了。日本和平运动，和我们的国情不一样，一说运动，就是游行、喊口号。他们的和平运动，要搞调查、研究，把证据拿到手，用证据来说理。举一个例子，前一阵，日本政治家发言，说“慰安妇”不是强迫的。日本和平运动人士是怎么说服大众的呢？他们就说某某档案，某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上怎么写的。在日本，就是讲证据，证据放在面前，大家就没什么可吵了。

 

　　日本的和平运动做了大量的历史整理和保存，打下了基础。这方面，国内报道比较少，也不是很了解。我们往往关心的是某些诉讼的结果，有没有赔钱。要知道，这些诉讼在日本法庭的每一步，都是用证据堆起来的。

 

　　不过日本的和平运动还是从日本人的角度，跟中国人的沟通还是有问题。他们跟我们还是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且两个国家之间毕竟打过仗。但是他们正视历史，寻找历史的真相，想知道天皇的军队到底在中国干了些什么。

 

　　现在日本细菌战问题的现状是怎样的呢？日本政府到现在还没有承认使用过细菌武器，也不调查，还没有公开资料。据日本研究者说，日本防卫厅资料室有很多细菌战的资料，没有公开。日本学界对于细菌战的研究，也很少。日本的和平运动比起10多年前，好像有点过气，规模小多了。他们的主要成员是战后反战一代，六七十年代左翼学生运动这一代，现在步入中老年。到中国进行受害调查，由于年龄的关系，也是逐渐少了。媒体的报道，虽然有，但是也比以前少了。

 

　　关于细菌战问题，在日本有三个诉讼，其中两个是中国受害者的诉讼，一个是我们细菌武器受害者的诉讼，还有一个是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遗属的诉讼。帮助我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都是不要钱的，诉讼本身是日本和平运动的一个项目，是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开始，调查也是他们跟我们一起搞的。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的儿子在日本打官司，大家知道不知道？可能知道的人比较少，不像我们这个诉讼那么有影响。所以受害者自身，要从受害者的角度，做很多的事情，不能完全依赖日本和平运动。还有一个诉讼是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状告日本文部省删除他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的内容。1997年8月，我们起诉之后，他的诉讼最高法院判决下来。他从六十年代开始打这场官司，三个官司交叉打，不同的策略打，最高法院判决认定731部队的存在和人体实验的事实，他获得部分胜诉。

 

　　我们民间做事情很不容易，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们有过支持，我们记得很牢，那是雪中送炭。《南方周末》的那些早期的报道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报纸我都留着。媒体应该多支持弱势群体，他们把你们的报道特别当一回事，你们的报道对于他们能产生很大的作用和效应。为人锦上添花，有什么意思。

 

　　至于中国方面的现状，地方政府还是有一些作为，比如说在湖南常德，那里的诉讼活动基本上是要经过政府的管理，到日本去都是市政府外办副主任带队，跟浙江不一样，浙江是民间的活动，地方政府也关注我们的活动，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我们是完全行动自由，没有压制。政府会给我们一些资源，但是没有背后的指使，从来没有让你去做这个或者让你做那个。刚才我说到副镇长捐了我们两万块钱，但是我们对外也不敢说太多，各地情况不一样。前面讲到市长和民政局给我们15万块钱建的纪念碑，国务院新闻办编的图片册里就用了照片，因为几乎全国就我们这一家。1998年11月18日，我们第一次召开了受害者纪念会，这个日子是日本军队烧我们村子的日子，我们把会议的宗旨、参加的单位，然后议程、内容都打印好，送到每一个政府部门。

 

　　我们每次开会，原告团里面，有些人以前也是地方干部、老师或者医生等，就会向包括国家安全局、公安局、市政府办公室、宣传部、教育局等各部门去发我们的会议材料。我们以这种形式和政府保持沟通，我们完全透明，没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民间做了些什么呢，首先诉讼调查是我们自己搞的，1995年起我们村子里就成立了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有一个原告原来是志愿军侦察兵，他绘制了村子被烧毁房屋和鼠疫死亡分布图。我们也搞受害纪念活动。我们是草根，大家都在忙经济什么的，可能一下子就会把我们的事情忘到一边去，我们通过这些纪念活动，让社会有历史的记忆。

 

　　我们也搞教育，我们的原告跑到当地各个学校演讲，小学、中学，只要允许我们去。还办展览，细菌战图片展。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华侨把他们在北美办展览用的一套图片捐给我们，我们加上一些当地的受害情况的图片，在各地展览。很多老百姓闻讯从很远的地方跑来看。丽水的展览是民间调查会和丽水市外办协办，这是一个办事的合法的资格，事情是民间操办的。浙江的官员架子比较小，不会压制我们，他们也帮我们争取成立合法的民间组织，但是上级民政部门不批。

 

　　我们也编写、支持出版与细菌战历史有关的书籍，到现在为止，浙江各地出了有10来本书。我们还在媒体上宣传。新浪给了我一个博客，现在是一个从事我们这件事情的人的一个平台，一些主要的中文资料都挂上去了。在义乌，我们有一位发言人，差不多隔一天就要写点什么，报道我们的活动。日本诉讼结束以后，民间组织也一时成立不起来，到外面做生意去了。大家都知道媒体对我的采访挺多的，但是我本性并不喜欢被采访，所以有时对记者态度很不好。也不喜欢到处演讲，演讲后心理压力大，睡觉睡不好，讨厌自己，“好为人师”.可是这也是原告团的工作。还要自己写文章，真是要十八般武艺。《南方周末》让我写了文章之后，不少人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原来认为我们是老年愤青、仇日分子、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等等，真的很看不起我们。一次开全国学术会议，有一位学者在会上说到，比如像王选那样不看资料的人，现在也开始看一些资料了。这样的“印象”,我真是非常吃惊。

 

　　我们也通过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允许我们成立民间组织。常德市全国人大代表曾经要求外交部澄清，《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的战争赔偿，到底有没有包括民间赔偿。义乌的全国人大代表也两次提案。

 

　　我们的工作现在发展到了对受害者的救助。香港两个基金会，通过我们原告团，和我指导的宁波大学调查会，给浙江省那些被认为是细菌战引起的“烂脚病”的受害者，发放救济金，每个人几百块钱。那些老人拿钱是手都是发抖，他们很感动、因为从来没有社会组织人关心过他们的病痛。我们也是一边调查，一边发放，很低调。

 

　　3 大家如何克服过去

 

　　刚才我说了日本、中国目前细菌战问题的现状。中日之间细菌战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细菌战的问题最能说明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现状，这么大的事情，就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如果我们不把调查搞起来，不打官司，引起大家的注意，谁还知道细菌战？广州人已经不知道8604部队了。中日历史问题的现状跟我们自身是有很大原因的，我们是如何懵懵懂懂地活在这个世上。

 

　　是必须克服的过去吗？有的人可能还是不同意，过去的事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现在其实是不存在的，时钟不停地在往前走，我们只有过去和未来，所谓“现在”只是过去和未来的连接点，转瞬即逝。我刚才站在这里说的话已经成为过去了，只有醉生梦死的人才认为现在是停止的，是一切。现在是当代人的物质利益最大化，这无非就是把过去和未来作为代价在付出，这是我的观点。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条长河，几十万年、几千年、几百年持续不断地缓慢流动着。

 

　　我们打这个官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报仇雪恨，而是为了克服过去。因为时间关系，关于细菌战诉讼媒体上也有许多报道，简单有三点，我要跟大家强调的，一是诉讼中受害者的主体性，诉讼要伸张的是受害者的权利，所以这个主体应该是受害者。我们的诉讼在国际、国内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受害者自身作出很大的努力，这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要自己去做，自己去管，不能靠别人代劳，不能只是坐在那里发牢骚。现在我们村子里把每里的鼠疫事情搞清楚了，谁，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都刻在碑上了，2005年又做了烧毁房屋的分布图刻在村口的墙上。我们对祖先尽了义务，有了历史的记录，村里的年轻人也知道了。因为受害者成为主体，才做到这一步，弄清每家每户。

 

　　我觉得民主要从自己做起，把自己的事做好，管理好，不必理睬外来的横加干涉。没道理的，我从来不理，根本不听。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跟地方政府一直是互相沟通，互相认可。我们去找他们，他们也很客气。

 

　　还要强调的是受害者权利的正当性，受害者个人的权利是法定的，我们认为即使当时政府放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向百姓说清楚，因为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还有就是自主性，自己组织、管理，然后成长、成就，作出贡献，这个贡献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

 

　　二是日本的和平运动，日本和平运动的基本思想是“正视历史”.他们认为过去的历史不管是黑的白的，是应该要正视的。他们以这为原点，对战争反省，弥补过去，所以他们帮助受害者打官司，是为了对日本的过去做出弥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作为日本人得到了某种自我拯救，因为他们是负罪的，怎么能不自我拯救呢？如果人们犯下了罪，伤害了他人，连负罪感都没有，那不是很可怕吗，文明没有了。文明就是有良知、有负罪感，做了坏事感觉愧疚，这也是自我拯救。有人觉得日本人在帮助受害者，但是他们也是在自我拯救，从自我拯救中，获得民族的更生。

 

　　他们做他们该做的事，我们受害者，做我们该做的事。国际歌里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是，这个诉讼是两国人民共同为克服过去的努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单方面做就意义不同。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对等对话，共同努力，这是一个做事情的方式、方针。我在日本的学术会议上作发表，也这么讲，很多人认为有道理。“对等对话，共同努力”寻找历史的真相，争取受害者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增进理解，消除仇恨，认识战争，走向和平。当然不一定大家都是通过打官司，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一定要走的，你不可能通过回避历史来达到和谐。回避历史就是对受害者的漠视，无视他们生命和尊严的存在。

 

　　1997年起诉的时候，我就代表原告团向媒体说了，我们要通过诉讼，证明这些受害者，尽管他们是普通老百姓，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证明他们作为人的生命和尊严，我一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理念，没有变化。我们弄出了细菌战受害者名单，至少使这些无声者有了自己的姓名。

 

　　日本的法院认定了细菌战事实，认定事实意味着很深远的意义。这是正义和真理的胜利。是不是赔钱，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中国政府有没有放弃，两国的关系，社会制度等等。事实有没有最为重要，如果大家学过法律的，一定理解，事实在了，责任关系就在这里了。日本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应该充分肯定，说明他们的司法是有良知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的底线，不是靖国神社的参拜，而是对历史事实的认同。中国和日本现在为止还没有离开对事实的认可，抓住事实，靖国神社参拜是一种姿态，而且在被某种政治利用。我们要抓住事实，正视历史。

 

　　这个官司大家都知道，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认为我们不具备上诉的资格，驳回了我们的上诉。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的判决中说日本政府对于细菌战是有责任的，由于中国政府1972年已经放弃战争赔偿，所以这个责任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是讲不通的，日本政府对于细菌战连承认都还没有承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有关战争赔偿部分，两国之间也必须要澄清。

 

　　但是承担责任和经济赔偿也不是对等的，承担责任包括经济赔偿，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要承认事实，公开资料。要对受害者负责任，大家一起建纪念馆，搞共同研究。

 

　　我们受害者要继续申诉的话，还必须要成立非政府组织，才能去联合国申诉。我们的政府也应该有正确的历史观，我们不能把历史作为牌来打，越打越不灵。历史问题不仅是什么“敏感问题”,如果中日之间不能正视历史，克服过去，永远搞不好关系，不会有真正的相互信任，相互信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所以双方一定要做出相应的努力，不能轻描淡写，只说不做。要把历史记录下来，成为两国共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