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后遗症:幸存者生活困难精神创伤严重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这些人而言，大屠杀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945年战争结束而消除，战争的创伤像梦魇一样一直伴随着所有经历者的一生，甚至影响他们的下一代。

 

　　“大屠杀已经过去70年了，由于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幸存者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近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大屠杀幸存者在战争之前均为南京地区最为贫穷而无力的迁移者。”张教授告诉记者，幸存者虽然从大屠杀中侥幸生存下来，由于日军的烧杀抢劫，人们赖以生存的房屋和生活用品大多为日军焚毁或抢夺，因此，战争之后幸存者的生存能力十分薄弱。

 

　　“战争结束后，南京有关部门曾对当时生存状况非常困难的幸存者进行过生活补助，但是，这一补助数额在当年物价飞涨的年代确实只是杯水车薪。” 张连红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水平有了飞速提高。但此时，幸存者大多已相继退休，失去了劳动能力，虽然他们的退休工资或劳保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一些生活费用特别是医疗费用提升更快，因此，幸存者仍然是社会最为弱势的特殊群体。

 

　　2001年4月，张教授曾围绕城区80余名幸存者的生活状况进行过一次专题问卷调查。据调查结果显示，幸存者居住情况较为拥挤，虽然住房结构大多为楼房，但居住面积平均每人约9~10平方米，最少者只有5平方米；70%左右的幸存者同子女合住，30%左右单独居住。经济收入多为原单位提供的退休金，每月数额大多在300~500元之间，也有极少部分幸存者没有退休金，生病看病时有些则由子女提供不足之数。有一半人生活基本能自理，由于幸存者已年高体弱，所以80%以上都患有各种疾病。

 

　　幸存者的精神创伤

 

　　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张教授认为，幸存者的精神创伤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张连红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发现在许多幸存者身上这些症状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并将幸存者的精神创伤归纳为：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3种典型类型。

 

 

　　在张连红所调查的幸存者中，2003年去世的张玉英老人可谓是精神分裂型的典型案例。

 

　　张连红告诉记者，1937年12月13日，11岁的她同父亲行至湖南路路口时，被日军遇见，日军用刺刀戳她父亲的胸部，又用枪托砸她父亲的头部，她父亲倒在地上，脑浆都流了出来。张玉英后来逃到金女大难民所，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当时难民都称她为华小姐）收容了她，并帮助她上学。

 

　　在大屠杀期间，对于失去父亲的张玉英而言，华小姐无疑成了她的亲人。到了晚年，她日益思念华小姐，见人就提起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命恩人美国传教士华小姐，后来她到学校向张教授要了一张放大的华小姐的照片，她说她要将华小姐的照片挂在家中，每天给华小姐请安磕头，不幸的是，后来她挂在家中的华小姐照片不见了，这使她整天不得安宁。

 

　　“小偷把华小姐的照片偷走了，不让我想华小姐了！”张连红回忆说，自己每次去看她，她总会这样反复念叨，到了晚年之后，张玉英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一室一厅的家里几乎全被垃圾塞满。尽管她的退休工资足以度日，显然她捡垃圾的目的并不为了去换钱，而是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经历对她晚年在心理上的刺激所致，她所捡的垃圾全部堆在一室一厅的家中。后来由于她的精神几乎失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居委会便将她送进养老院。

 

 

　　张连红说，自我封闭型的幸存者通常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人，甚至包括他们的亲人，他们在心中祈求这种噩梦一样的过去再也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在他们的内心中，不愿别人去触及这一根伤痛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