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毛病和对国民党的反思

蒋介石戎装照（资料图）

　　历史学家杨天石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读到蒋介石日记的学者，他眼中的蒋介石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恋，却又不断在自我反省。今年7月（2008年——编辑注），杨天石再赴美国胡佛研究院，继续探寻蒋介石的内心世界

　　踏进杨天石的办公室，觉得这个高大的老者几乎要被密密堆积的书本淹没。到处是书，架上案头，墙脚凳边，书架间挪出一线小道通向门口，容不下两人并肩行走，桌边只留下狭小的空间放了两个凳子供来访者落座。杨天石嵌在书堆里，向记者追溯自己过去25年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历程。在谈话中，他不时地随口引用史书中的某些章节，为了指明出处，他时时起身，三两下从书堆中抽出刚刚引述的那本书，略翻几页，指给记者看：“就在这里，我刚才告诉你的那段话。”

　　“史实叙述的准确和观点表达的准确”，是史学界对杨天石的评价。正是因为这种治学态度，让他在历史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就研究领域而言，杨天石贯穿了晚清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对中国古代史也有涉猎。在这些领域当中，蒋介石研究和抗战史研究是重点，尤其是蒋介石研究，他用力最多。

　　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大陆第一人

　　今年7月，杨天石按计划又要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继续阅读蒋介石日记。胡佛研究院已经将蒋介石日记从1918年公布至1945年，这期间的内容，杨天石已经全部看完了。

　　杨天石清楚地记得，胡佛研究院2006年宣布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同时邀请杨天石赴美阅读、研究这些日记。3月31日是日记开放的第一天，杨天石唯恐人多占不到位置，一大早就在门外守候，可等到8点一刻开馆时，杨天石左右看去，只见到寥寥数人，“这部日记，在大陆学者当中，我恐怕是第一个读到的。”

　　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记日记，直到1972年卧病不起才中断，除去其间丢失的四年，保存下来的共有53年的日记，几乎一天不落。“中国，乃至世界的领导人中，没有人有这么长的日记，这是罕见而了不起的现象。”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日记留给了长子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辞世，将父亲和自己的日记交给三子蒋孝勇。1996年，蒋孝勇离世，两蒋日记由其妻蒋方智怡保存。2004年12月，蒋方智怡代表蒋家将这些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期限50年，蒋家可以随时取回。其中蒋介石的日记从1918年至1972年止。这些日记的原件皆用毛笔书写，运抵胡佛研究院之初，由于年代久远，纸张全部发黄，并且受到水渍、发霉的损坏。负责馆藏的技术人员对日记纸张除潮除霉后，放入恒温档案库中，并用高质量的35毫米胶卷逐篇拍摄，再把这些缩微胶卷，以A4大小的纸张影印出来。

　　日记原件存放得极为严密，一般人不得靠近，档案馆馆长和另一位负责的馆藏人员各持一把钥匙，两个人一起才能打开库门，而即使进入档案库，哪怕是蒋家后人也不能接触原件，只能提取复制件。

　　杨天石看到的就是蒋介石日记的缩微胶卷影印件。按照规定，杨天石不得对日记进行翻拍，只能使用阅览室提供的纸和笔进行摘录。第一次去，杨天石在那里待了两个月，翻阅并摘录了1918到1931年的内容。2007年7─10月，他第二次到胡佛研究院，继续研读蒋介石日记。而今年这一次，杨天石希望能看到最新公布的日记内容。 
       
        蒋介石日记可以说是他的反省录
 
　　杨天石对蒋介石日记的搜寻始于1983年。在胡佛研究院的日记开放以前，杨天石便奔走于南京、台北等地，查阅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与仿抄本，但这些版本毕竟都是摘录，直到2006年日记原版公布，才了却了杨天石的诸多遗憾。

　　杨天石称，蒋的日记可说是他的反省录，“读蒋介石的日记，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他主要是写给自己看而并非为了将来备忘或者出版，其中记录了他许多真情实感。蒋介石早年每天静坐，反省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有什么坏念头，晚上就在日记上写下来。蒋介石好色，有一次逛街时对面走来一个女孩，蒋一看，哟，这个女孩挺漂亮，心里动了一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在认识宋美龄之前，蒋日记里这样的内容，是很多的。”

　　“曾有记者要我用几个字概括蒋介石的一生，我做不到，但我能总结他5大毛病：好色、暴躁、多疑、孤僻、自恋。”自恋这一条，是杨天石最近才补上去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自视甚高，认为中国有了自己才有希望，评价自己军事才能超过孙子，文才纵横天下。杨天石说：“因为他无比看好自己，所以就什么事情都管，细到重庆的垃圾应该堆在哪些地方，木板床里的臭虫如何消灭，甚至女孩子头发的长度，他都要过问。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吃饭，蒋认为他吃相太难看，也在日记里写，‘我要跟他打招呼’。”

　　蒋介石对打仗更是事事都管，引来了不少麻烦。1944年日本发动1号作战，蒋介石直接把电话打到团长、营长跟前。河南战区的司令官蒋鼎文几分钟就接到蒋介石一个电话，一会儿指示这样打，一会儿又指示那样打。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我感到蒋鼎文都不耐烦了。”为了打电话，蒋介石凌晨3点就起床，连宋美龄都觉得他太累，可蒋介石认为，这个电话不打不行，否则仗就打不好。

　　手下的党政军干部，没有一人可以入蒋介石的眼，但他却对科学家和工业技术干部赞赏有加。一次接见完一批工业技术人员后，蒋介石高兴地说，“中国还是有人才的。”杨天石笑道：“为什么他对这些领域的人会欣赏，因为他不懂。”

　　尽管蒋介石自我反省了50多年，有些毛病却一辈子都没改。蒋介石脾气暴躁，多次打骂身边的人，从士兵到警卫员，甚至自己的原配老婆。每打一次，他就检讨一次，但屡犯屡检讨，屡不改。此外，蒋介石的孤僻任性，也令人吃惊。孙中山早年没有根据地，到处漂泊，所以孙中山很想找一块根据地，培养一支军队。他看中了福建一块地方，就把蒋介石派去了，可蒋到了那个地方三天，就拂袖而去，最终也没把根据地建起来。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发生，但蒋介石总能给自己找到一个理由，要么是别人妒嫉他，要么是环境不好。

　　日记中很多内容令人惊讶

　　作为研究蒋介石多年的学者，杨天石也常常在看日记时感到很惊讶，“我说出来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蒋介石在日记里写，曾经想把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入党人员须是农民或革命军人；他还写准备用3年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3年；军队要给农民种地。还有更让人不能相信的，他写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这些不是他在骗人，因为他没有发布，只是记录在日记里了。”

　　“蒋办了个党政培训班，开学第一天，他拟定题目做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处处赶不上共产党，为什么大学教员都反对本党？’延安开中共七大，他读到七大制定的党章，把其中两节完整地抄在日记里，一节是《党员与群众》，一节是《上级与下级》。他认为这两段写得太好了，‘读了得益匪浅，本党必须要奋起急追，否则消亡无日’。”

　　杨天石发现，蒋介石一直对国民党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也想改造。国民党军队上层腐败，士兵生活困难，蒋介石日记中记录，他在重庆看到国民党的士兵，穿得比乞丐还破，羞愤几乎要自杀。蒋介石曾决心向共产党一样实行土改，并在日记中拟定了数个方案，他也曾一度在全国推行二五减租，但只有他的老家浙江省在激烈的势力博弈中施行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悄无声息地叫停了。  

        对蒋介石的认识不能一面倒

　　杨天石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其后18年都在中学任语文教员。文学一直是他所爱，1978年迈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时，杨天石还在想：“我在这里编几年史书，然后还回头搞我的文学去。”可是，任何学者一旦踏足近代史，就如同踏上了不归路——资料浩如烟海，即使穷尽一生，恐怕也难以看完了。

　　杨天石参加编写中华民国史，他主张，要编好这段历史，就必须深入研究蒋介石，“蒋活了88岁，一生经历了中国诸多历史大事件，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国共十年战争、抗日战争、三年内战，以及他退居台湾，在近代史研究中，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

　　市面上出版的有关蒋介石的评述、研究多种多样，杨天石却迟迟不肯动笔，“我的习惯是主要资料不看完不动笔，蒋介石的日记我还没有看完。”对蒋介石研究最多、最著名的学者当数李敖，其最著名的著作是和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李、汪原本邀杨天石一起合作。起初杨天石应承了此事，但终究没有动手，“一方面我太忙，另一方面，我即使写了，观点也会和李敖先生不一样。李敖曾被蒋关进监狱多年，他在序言里说了，这本书是复仇之作，那他就不大容易冷静，客观，而作为史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冷静客观。”

　　1995年，杨天石赴台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研讨会，那次会议大陆去了31名历史学家，当时一位台湾的年轻学者开玩笑地说“‘共匪’来了”。杨天石闻听，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言：“过去，国共两党彼此都叫对方为‘匪’，历史证明，两方都不是‘匪’。”杨天石其后又在文章中阐释，国民党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爱国的政党，革命的政党，蒋介石也曾经是革命者。因为这些言论，杨天石曾一度受到多方责难。

　　至今说起，杨天石依然神态坦荡。“我只是讲事实而已。对蒋介石的认识不能一面倒。他反清，辛亥革命时，是进攻杭州巡抚衙门的敢死队队长；他反袁，曾是山东讨袁队的参谋长；他反陈炯明，在孙中山危急时刻赶到福建支持他；他建立黄埔军校，北伐……国共之间的仗打了十多年，海峡两岸对峙60年，统一是民众的愿望，也是民族复兴的必须，当前更应该对历史中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杨天石笑了笑，又补充说道：“历史学家要坚持实事求是，还原历史就可以了，不需要也不应该为需要而编造历史。鲁迅 说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写诗，恩仇不是一笑能笑掉的，要靠我们有勇气直面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