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发现膀胱癌病情到1976年逝世，由于工作繁忙，病情一拖再拖，周总理以惊人的毅力和病魔顽强抗争着。他鞠躬尽瘁、苦撑危局，临终弥留之际，叶剑英曾嘱咐身边的人一定要将总理说的话都记下来，但最后总理却只留下一张白纸，这张神秘的白纸背后究竟有怎样的隐情？周总理生前最牵挂的人和事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一一揭秘。
● 遗言国宝交故宫
周恩来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周恩来的六伯父周嵩尧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数十件国宝级文物。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周嵩尧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 希望小平“忍一忍”
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大约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来的病势已很沉重，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内的医生、护士全部退到病房外。这是他住院期间仅有的一次。
病房里只剩下邓颖超和高振普之后，周恩来要高振普拿来纸笔，让他写东西。周恩来用左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用右手颤抖着写字。邓颖超见状，便对他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高振普看见周恩来是在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这是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尽全力举荐邓小平的最后一搏。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于是，毛泽东利用和邓小平一起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与主席的谈话一结束，邓小平便赶来向总理报告。总理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邓小平把主席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邓小平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 骨灰撒大地 力主殡葬改革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来骨灰三鞠躬，然后趋前打开骨灰盒，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骨灰，一边眼含热泪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室内顿时传出一片哭声。邓颖超这里说的是周恩来的什么“愿望”呢？这个愿望就是撒掉他的骨灰。
周恩来是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考虑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殡葬改革问题上更是体现了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周恩来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
最后还是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由罗青长、郭玉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高振普4个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撒的地点也是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由中央同意的。头把骨灰撒北京、二把骨灰撒密云、三把骨灰撒天津 、四把骨灰撒滨州。
● 北海湖畔祭老舍
周恩来就治的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在北海公园的西侧，与中南海西花厅仅一街之隔。院方在周恩来病房东侧开了一个便门，有时周恩来便在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北海公园散步。有一次，周恩来一行散步到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看到“仿膳”牌匾下边的题签已被人挖掉时，脸色骤然严肃起来。
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是个老字号的饭店。新中国成立后，仿膳饭庄的领导想请一位名人为饭庄题写个店名。老舍二话没说，就给饭庄写了“仿膳”两个大字。店方将其制成一块牌匾，高高地悬挂起来，给饭庄平添了几分高雅和壮观。周恩来和老舍有着极其深厚的友谊。他俩从抗战期间相识，然后相交、相知，情谊与日俱增。1966年，周恩来得到老舍的噩耗后曾当着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
1975年8月24日，是老舍罹难的九周年。残阳夕照，周恩来又一次在医护人员和身边人员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园。走着走着，周恩来突然停下了脚步，硬生生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静静的湖水出神。
● 《养蜂促农》赠藏胞
周恩来一生有两件比较遗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湾，二是未能到西藏。但他对台胞、对藏胞一直十分关心，并且一直不放过去西藏的机会。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他就曾提出率团赴藏，后因高原气候、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197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周恩来为了圆自己去一趟西藏的梦，再次提出由他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医疗领导小组的有关人员就此询问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大夫，吴阶平作了回答：“总理目前病势很沉，根本适应不了高原缺氧等高山反应。”
后来，华国锋回忆说：1975年8月29日，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说，你们到了西藏后，要转达我对西藏人民的问候，要鼓励进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感谢他们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绩。一定要告诉进藏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让民族干部大批地、尽快地成长起来。
华国锋回忆说，总理谈的时间比较长，内容也比较多。从他那里刚回到家，又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我看过一部科教电影《养蜂促农》，可能适合藏民们学习、使用，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但是，你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周恩来还说，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请他们理解。
● 《辞海》修史 为杨度正名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迅速扩散，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动。有时进入昏睡状态，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延长他的生命，减少他的痛苦。10月7日，周恩来突然清醒，他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杨度晚年，对蒋介石独裁和残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十分愤恨和不满，毅然于1929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尽管杨度的生命只剩下两年多时间，他却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掩护革命，营救革命同志方面有着重要贡献。由于杨度入党后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络，外界知道的人极少，为怕这一重要史实埋没，周恩来临终前托王冶秋转告《辞海》编委会，将杨度鲜为人知的一面记入其条目。
● 关心矿工肺癌 遗体解剖总结经验
1975年2月4日，医务人员再次对周恩来作膀胱镜检查，并对发现的癌细胞作电灼处理。手术刚结束，周恩来就忍着疼痛问：“李冰来了没有?”李冰是李克农的女儿，当时任北京日坛医院的党委书记。李冰听到周恩来叫她，很快来到手术台旁，侧耳聆听。周恩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李冰，你知道不知道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李冰连忙回答：“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去?你应该马上派人去云南锡矿，到当地去研究治疗，解除他们的病痛。”
周恩来说得那么坚定有力，李冰应了一声“是，我马上去”以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赶快离开手术台，快步走到医院的走廊，任凭泪水流淌。当周恩来生命进入弥留阶段后，只要他醒来就一再叮嘱医护人员：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遭受着癌瘤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我死后你们可以解剖我的遗体，我相信总有一天，治疗癌症会有突破的!
● 召见罗青长 不忘台湾同胞
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曾召见了罗青长。罗青长回忆道：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的体温升至38.7摄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见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当时，中央有个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见周恩来。于是，工作人员便一再打电话请示。电话最后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动情地说：“总理都病成这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让他见谁，还请示什么。”于是，值班人员依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把罗青长接到医院。罗青长刚进病房，周恩来就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厅等候。
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着，要罗青长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和曾任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没有谈多少，周恩来又一次昏迷过去了。医生马上进病房检查和抢救，谈话被迫中止，罗青长只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罗青长知道周恩来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让总理因他来谈工作而再度昏厥。于是，罗青长悄然离开了病房。
这就是周恩来，他赤诚待人，肝胆照人，不管党内党外，他都是最可依赖的同志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