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卓琳说：“因为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们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他们没有知识，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儿，所以我就不敢和这些工农干部结婚。”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看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一样，他的婚姻家庭也历经了一些曲折坎坷。邓小平曾两次失妻。如果说第一次是由于天灾所致，第二次则是“人祸”所为。但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合可称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女音乐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道理、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受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里。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晰。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那种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终于才到达革命圣地，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用现名。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这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很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介绍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实在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就拿一种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战争年代，卓琳就和邓小平一道奔赴前方，转战南北。卓琳是1952年带着全家从重庆随邓小平来到北京的。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进北京后，她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致志地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3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在3年困难时期，卓琳为保证丈夫吃得好一点，要他单独吃，不再一大家人在一块吃饭，可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老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起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上也叫老爷子“给你点、给你点”而分了。最后，卓琳没办法了，就让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心心相印，患难与共，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始终不能改变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特别是在“文革”年代，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真诚的心去爱抚和温暖丈夫那颗深受伤害的心。邓小平的一生之所以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与他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自己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邓小平的成就是离不开卓琳对他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支持与理解的，是离不开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帮助与关爱的。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邓小平关心和爱护高雅的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每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老爷子"请假"，以免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程派传人李世济有时也应邀到邓家汇报京剧的情况，送给卓琳一些自己的录音、录像带。当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劝老爷子去看戏，邓小平对许多剧的内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具体的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在家里，卓琳虽是主妇，但烹调手艺并不被孩子们看好。在孩子心目中，父亲的烹饪技术要高出母亲一筹，他做的菜特别具有川菜风味。因而，有时候，邓小平特意为卓琳寻找“实习锻炼”的好机会。
爱儿女，乃人之常情。邓小平疼爱子女，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从不厚此薄彼。当然，对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红卫兵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他给予更多的是同情和抚爱。第一次见到瘫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当时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和卓琳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内心分外难受的邓小平，帮邓朴方脱下衣服，用毛巾轻轻为儿子擦澡。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他将《资治通鉴》等中外名著送到邓朴方的床头。在邓朴方向命运抗争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中，无不包含着父母的一片苦心。
说到哥哥邓朴方对自己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的帮助，邓榕声音哽咽了："写'文革'中的父亲，就不能不提到我哥哥邓朴方。他是我们家受迫害最重的人。他给我回忆起‘文革’中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讲得很平静，仿佛不是在讲述自己的经历，而是别人的故事。听着听着，我的泪水流出来了，我不愿意在哥哥面前哭，可这不争气的眼泪止也止不住。我对哥哥说，我真不愿意让你讲述那段经历，知道你最不愿意提起‘文革’，可为了写书还得让你讲。哥哥是理解我的，他把那些平时不愿意回忆起的细节，给我讲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哭得很厉害，连自己笔下的字都看不清了。我真的太感谢哥哥了。我也在这里拜托各位记者一句，你们今后采访邓朴方时，最好不要提‘文革’那段儿，说起‘文革’，他就会特别伤心，这种伤心是刻骨铭心的。”
邓榕写到哥哥出事后有关父亲的一些情况，使我们感受到一个慈父的人格力量："父母得知哥哥出事后，妈妈一连哭了三天，而爸爸却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内心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妈妈少。由于自己的所谓‘问题’，使亲生儿子受到了如此残酷的迫害，他因内疚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当父母把哥哥接到江西后，见到当年欢蹦乱跳的儿子，如今成了这个样子，他没有从语言上安慰儿子，而是把深深的父爱化作了照顾儿子的平凡小事。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可他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呀！每天给儿子翻身，每晚给儿子擦澡，他那细致入微的动作里，充满了人间平平常常的父子亲情。”
邓榕的话，让人想起了朱自清笔下那个父亲缓慢的背影，一个有血有肉的邓小平的慈父形象跃然纸上。作为慈父的邓小平，十分喜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和孩子相聚，共享天伦之乐。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邓小平夫妇观点比较一致，都比较民主，注意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在与子女相处时，他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聊天或摆龙门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的教育。以往每次重大政治运动来临，邓小平都要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自珍自重，谁出了问题他也不保。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倍感天伦之乐的温馨。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说话不多，但跟小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卓琳说：“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中，邓小平从不说教，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文章摘自《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 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