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幸福感真的赶英超美？

中国人幸福感赶英超美?不靠谱

　　皮尤调查的样本容量偏小、取样主要集中在城市人口，无法代表中国人群

　　皮尤研究中心此次发布的《新兴国家人民幸福感水平紧追欧美国家》(People in Emerging Markets Catch Up to Advanced Economies in Life Satisfaction)属于其“全球态度调查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调查报告，对于该项目外界一直不乏质疑的声音，认为它美化了中国民众对政府和现状的满意度，也美化了中国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就此篇调查报告而言，确实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样本量偏小。它的调查覆盖了全球43个国家近70亿人口的基数，总样本量只有47643份，中国总人口13.40亿(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样本量仅为3190份;其次，调查对象主要是城镇人口，而没有涉及农村。《华尔街日报》就曾质疑，皮尤中心调查的可能全是城市人口，中国人的“幸福”对世界来说还是个谜。

那么，中国人到底幸不幸福?

　　“GDP已经过时”的言论总是不绝于耳。在中国公共言论中，乃至在政府表态中，“幸福”一词出现的频率急遽增多。那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如何?

　　和其他国家比：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并不高，尚需进步

　　美国“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访问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数千名受访者，将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以1至10评分，得出幸福指数。2007—2011年，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15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5位。中国居民认为“生活美满”、“生活艰难”分别为12%、71%。

　　2012年4月，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度，美国排名在11位，中国大陆则排112，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排行均在中国大陆之上，香港地区排名67，台湾地区排名46 ，更位列亚洲第3。

　　与自己比：中国人更富有了，却没变得更幸福

　　央视基层调查“你幸福吗”曾引来众多网友调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并不高，甚至与高歌猛进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呈现强烈的反差。

　　荷兰鹿特丹大学教授鲁特维恩霍文，创造了一个包括国家等级在内的世界幸福数据库。他按照1—10的标度，对中国国民幸福指数的三次调查显示，1990、1995、2001年分别为6.64、7.08、6.60，呈先升后降之势。一个稍早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人没有更幸福的观点。2008年5月《幸福研究》刊登的中国1990—2000年调查报告也显示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里隐藏的悖论——中国人腰包越来越鼓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喜悦，几乎每个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都有所下降，觉得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从28%下降到12%，对自己生活满意的从73%降到65%。

　　2012年，美国经济学家查德伊斯特林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引用大量的数据分析，指出在1990—2010年20年问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明显上升，而是呈现一个“u”形。1990—2005年前后，生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2010年恢复到了略低于1990年的水平。

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感

　　总的来说，经济发展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微妙

　　传统经济学认为“幸福是一个以收人为变量的简单函数”，现代经济学也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的核心命题之上。似乎绝对收入、绝对财富的增加就意味着更高消费水平和更为幸福的生活。然而，这一绝对收入决定幸福水准的“黄金法则”在1974年被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Happiness paradox)所打破。他在当年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

　　“幸福悖论”的早期验证体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日等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前，盖洛普对美国“幸福”问题的民意调查显示：“非常幸福”的人数比例在20世纪50、60、70年代分别呈现显著上升、下降、稳定之势，与GDP的上升趋势反差明显;同期日本人均收入增长了6倍，但国民幸福程度却无明显变化。

　　当然，GDP也没有那么糟。以此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来看，崛起中的亚洲国家其实是发现了发达国家数年前就存在的迹象：金钱——以及靠金钱买来的东西——可以带来幸福感，至少可以由此获得满足感。这是因为，从经济水平的宏观观测角度，发达国家的社会行为模式趋于稳定，相对于民众有增无减的幸福感预期，宏观水平的提升对民众个体的生活并无实质性提高;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市场和经济活力上升的潜力较大,就业和福利的相对变化空间非常大，这种变化在短期几年内就会出现，会激发了生活态度转变。

　　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幸福感背道而驰有其独特性

　　如前文所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近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期中，中国人均主观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财富同步高速上升，反倒有所下降。似乎也是对“幸福悖论”的验证，但中国的“幸福悖论”有其独特性：中国撑起了“世界半边天”，但这个经济总量上的巨人，却是人均财富分配上的矮子、国民生活质量上的侏儒。

　　根据瑞信银行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中国2014年人均财富达到2.13万美元，这一数字与2000年的0.56万美元翻了几乎两番，但还是远远比不上全球水准，全球个人财富净资产的平均值达5.6万美元。作为判断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其数据的参考作用更为明显。一般而言，当基尼系数处于0.4以下，意味着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较合理。如果基尼系数高于0.6，则意味着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极不合理。根据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仅为0.18，截至2010年，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已然达到0.61，首次突破0.6的高风险数值，代表了社会贫富差距极其严重。

　　生活质量方面，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13年曾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最佳出生地指数”调查，看哪个国家能够为人们健康、安全的生活提供最多的保障。瑞士以8.22分居首，中国香港跻身前10位，中国大陆得分为5.99，排在第49位。据报道，在这份榜单中，各地生活指数取值的高低来源于各地民众对幸福程度的主观感受。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重要的“生活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影响最大的衡量人类发展的工具。中国HDI排名一直不高，在最新的“2014年度人类发展指数”中为0.719，在187个国家中排名第91位，虽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在1980年的0.407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年平均增长率为1.7%。但中国的提高主要驱动因素来自收入方面成就，而非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如2012年在剔除收入指数后，中国的HDI排名下降了5位，由101位下降为106位。

结语

　　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对于“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经济成分无疑是最本质、最核心的因素之一。而在过去经济名义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仅仅追求数据上的繁荣，不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回报给民众，中国人幸福感不能与高歌猛进的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自然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