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军：“红色文化”另类解读

        刚下飞机回到家中，就在5月6日《文摘周报》(总第1899期)头版读到《如何看待红色文化》，因为接受访谈的是两位知名学者，萧功秦、张木生，于是颇感兴趣。读罢得知此访谈录系新华社旗下《国际先驱导报》的文章，行文记者梁嘉文。手头没有这份报纸，上网查得该报电子版，原来是《红歌变奏曲》中一组文字中末篇。

        读罢这一组文字，看得出编辑组稿尽可能采取了旁观态度：所辑录的几篇文字不是同一个观点的，尽管捧场的多些。遗憾的是，作为唱着红歌长大的我，早已对“红歌”产生审美疲劳，甚至可以说有着极强的逆反心理，无法做到“旁观者清”那样的超脱境界。若说没有“红色文化”的影响那也不实在，例如我至今还认同老毛的话：“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

        一句话：“红歌”是按照政治需要编撰出来的，充满阿谀奉承以及对人性的扭曲。比如那首《十送红军》就是张士燮、朱正本奉命创作的，可官媒一贯谎称“收集整理”，让人误以为是历史上流传的民歌。故，“红歌”并非人民心声，大抵皆御用文人编撰。“红歌”也是文革进行曲。提起它就想起当年我们唱得最响亮的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

        一，

        正如这一组文字中所介绍的，重庆的“唱红打黑”把“红色文化”推至高潮：“重庆的‘唱红’并非心血来潮，而是重庆主政者‘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略深思熟虑’的结果。2009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会专题研究了文化建设问题，制定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用文件的话说，重庆‘吹响了‘唱读讲传’、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斗号角’。”尽管有报道说江西首先“唱红”，但却没能象重庆那样形成“唱读讲传”系列。它道出一个真相：“唱红”乃至“红色文化”均系官府强推之“运动”，即使有一些除了“红歌”啥也不会唱的过来人习惯性哼唱，亦非最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需求。

        而这一切，重庆市委书记最新的讲话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是对青年一代教育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莫名其妙了。“红色文化”说到底根本不是中国本色文化，恰如这组文字中也介绍的，它是苏俄文化的衍生物，跟“中华民族伟大精神”风马牛不相及，何来“传承”?至于“负责任的态度”，正好说反了，或许他已经不记得权力对这种“红色文化”的灌输史：“红色文化”最为甚嚣尘上的时期，一是“大跃进”;二是文革。都是中国人权灾难登峰造极的时期。“唱红”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比如那首《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顾了，谈何“负责任”?纯属肉麻而已。
(责任编辑：邹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