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起义以后的季振同和黄中岳26路军兵暴成功以后,几位主要功臣踌躇满志,决心好好打几个胜仗,再立新功。在随后的几次大战斗中,红5军团战功卓著……然而,对这支绝对不是“根正苗红”、而装备实力又远远优于原汤原汁红军的红5军团,红军高层领导人内心始终充满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于是,事情很快就开始了变化。
1932年3月12曰,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混合组编红1方面军的3个军团。红5军团被一分为三:
军团第15军编入第1军团;第14军编入第3军团;第13军和原第1军团的第3军组成新的第5军团。
这种把红5军团拆散混编的做法显然毫无道理,哪怕是傻瓜也能看出其中无法言明的真实目的。季振同仍是第5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为政委,周子昆为参谋长。但季振同的心被深深地刺伤了。被人分割的痛苦折磨着季振同,要知道,国民党杂牌军将领最怕的,就是被人家把自己的队伍打散了,改编了。更让季振同痛苦的,是被人不信任和小心提防的耻辱。
我想,任何一位不是圣人的本书读者,假如处在季振同当年的位置上,恐怕也会如此。不仅季振同,季振同手下的军官们,以及广大的士兵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被那种警惕的目光折磨着……黄中岳(红15军军长)表现尤甚。他不愿离开季振同去红1军团。当然,最后他不能不服从军令。
紧接着,在组编的师以上干部配备上,季振同所提出的几个人选又被拒绝。1931年12月热血沸腾的季振同,在1932年温暖的3月里却不能不感到寒意逼人。他已经背叛了国民党,无法再回去。他没料到共产傥会不信任他。季振同再一次陷入两难之境。
恰在这时,向来与季振同感情甚笃的老上司冯玉祥,指示参谋长刘骥派胡景陶找上门来了。季振同得到消息后不敢随意,立刻告诉了政委肖劲光。肖劲光代季振同向中央请示该怎么办?苏区中央局同意季振同在于都县城与胡景陶会见。
不出季振同所料,胡景陶是来“劝谏”的。胡景陶带来了冯玉祥、刘骥等许多人写给季振同的信件。季振同拒绝了老上司、老朋友们的好意。季振同并非认定了“革命”。这位党龄不过半年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原国民党旅长,根本还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哩!
但这位从河北沧州走出来的男人知道,一个男人如果如此出尔反尔,他还怎么在这世界上走?何况此刻他们全都在红军无形的包围之中?
胡景陶叹道:“异之兄,你会后悔的!”
季振同礼送胡景陶回来后,立即把所有的信件都交给了肖劲光。
晚上,季振同久久难眠……
季振同在闭门苦思几天之后,终于作出了一个自认为两全之策的重大决定:出国去。
季振同对肖劲光说:
“请中央放心,我季振同绝不会回到蒋介石那里去的,也不会回到冯老总那里去。我只要求批准我到苏联去学习军事。”
季振同要求辞职出国的事很快就被老部下们知道了。黄中岳、肖世俊等纷纷从各自驻地赶来劝阻。
这些伤了心的军人聚在一起,大发牢骚是不难想像的……4月下旬,中革军委终于批准了季振同的出国要求。
肖劲光主持召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
季振同临走时把自己的战马和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并且主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出来,包括他的手枪。
第二天,肖劲光亲自陪季振同一起去了中央所在地瑞金。
临别时,肖劲光紧紧握着季振同的手不想放……5月5曰,季振同来到了福建汀州。
季振同准备从这里化装潜往香港……季振同当然不可能知道,就在他到达汀州之时,他的老部下、红15军军长黄中岳正被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逮捕。
那天上午,黄中岳正在南靖镇天后宫主持连以上干部会议。
一个排的马队突然冲进院中。
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带着荷枪实弹的战士走进了会场,宣布逮捕15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
全场200多名干部,包括军政委左权,无不目瞪口呆。
左权回过神来,走上前,问那位部长:
“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执行部长冷冷地说:
“奉上级命令。”
谁敢阻拦保卫局的行动呢?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捆走了。
3天之后,还是这支武装马队,在汀州城逮捕了红5军团前总指挥 季振同。
红15军副军长张少宜等9人随后也被逮捕。
他们被关押在瑞金叶坪北侧警戒森严的谢屋排村。
这里是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监狱。
消息迅速传遍了赣南、闽西苏区。
如同万里晴空突然响起一颗炸雷,人们惊呆了:
“季振同、黄中岳刚刚从国民傥里杀出来,怎么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近100天的时间,在季振同们度日如年的煎熬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8月3曰,由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持的“季黄反革命案”公审大会,在叶坪中央大厅拉开序幕。
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5人组成。
原告人李克农代表政治保卫局提出公诉。
李克农拿着《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缓慢而有力地念着:
“……季振同、黄中岳……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
听到这里,季振同、黄中岳等一怔,忍不住喊了起来……但他们立刻就被制止了。
李克农继续缓慢而有力地列举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罪状:
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在汀州设立反革命的联络机关;与白军张贞订立通报……整整一个上午,都是李克农的起诉。
下午进入审讯程序。
“反革命主谋”季振同当然是第一个。
季振同,你还有什么名字?
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田共之等等,大约十几个吧!
你为什么要起这么多化名、别名?
这……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不!我只是想出国考察,没有任何拖队的想法。
你与胡景陶密谋,与刘骥通信,又怎么解释?
我与胡的会晤是经中央批准的。那些信件大多数是宁暴以前的,怎么能能用到现在呢?后来的我也都交给肖劲光政委看过。
……黄中岳第二个受审。
你们是否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
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只不过发了一些牢骚而已!我说了一些风凉话,我说苏区有四多: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顶的房子多,这就能算反革命吗?
你拒不承认,那么,你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
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也是军事上的需要。我要是想开小差或者拖队伍,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
(一军团明目张胆的想吞并15军,跟富田事变一样。毛主席只想要团以下军官,中上层都不想要,除董振堂、赵博生外,最大的就是副团级的苏进了,苏进能活命还是跟毛主席亲自谈话得到毛认可才留用的。而且中下级军官大多差遣到红军学校教书,没有带兵权。当然被杀的几个中高级军官,也是咎由自取,发牢骚太多。只有 季振同比较无辜。)……所有的程序,其实都不过仅仅是“程序”而已!
8月4曰下午,临时最高法庭宣判:
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等8人执行枪决,并没收一切财产。法庭甚至宣称:
“判决是最后的,无权上诉。”
临时最高法庭的判决书送到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审批。
中央政府毛主席、副主席项英一致认为判决过重,他们毕竟是宁都兵暴的功臣呀!
8月10曰,、项英共同签署了中执委决议:
“季、黄虽为此案主谋者,但曾为宁暴领导人,应予减刑免死,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10年。张、肖等人非此案主谋,可改为监禁8年。”(其实季振同等人的命运比起被攻击为改组派的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还好得多,李明瑞是被红七军政委葛耀山指使手下连长当场打死。)数日后,季振同等从谢屋排监狱转到了瑞金九堡收容所。
九堡收容所由两个连的正规红军担任看守任务,另有赤卫队层层把守。
季振同、黄中岳均为单独囚禁,伙食不错,可以看书,还可以和看守战士说说话。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丝光明。
他们自然期待着更加光明的那一天到来:彻底平反。
1932年在他们的期待中一天一天过去了。
1933年又在他们度曰如年的期待中一天一天过去了。
1934年的春天和夏天同样一天一天过去了。
1934年的秋天带着逼人的寒气匆匆而来……中央苏区的第5次反“围剿”失败了。
那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更不知道叫“长征”的大撤退开始了。
一个严肃的、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
一批在押的“AB团”和“反革命”怎么办?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执委颂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
……“应当采取坚决迅速的办法去反革命!……在边区的地方保卫局,在战线上的红军保卫局,对于敌人的侦探、法西斯蒂分子、土匪团及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有权直接处置,不必经过裁判部。”……季振同、黄中岳那时被关押在麻田收容所。离中央红军集结西去仅十余天的一个下午,他们被从收容所提出,押到了瑞金石角下和于都上湾交界的梅子山。
在梅子山谷深林密的腹地,国家政治保卫局挖了几个大坑,作为处决各类“反革命”的刑场。
当同为31岁的季振同、黄中岳在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押送下磕磕绊绊走进深山之中时,他们已经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他们默默无言地向前走着,直至在一个深深的大坑前被喝令站住时,他们才突然双泪长流着哈哈大笑起来…… (想起王实味之死,也是解放军从陕北败退时仓促处死。)自古燕赵多壮士。
季振同正是河北沧州人。
季振同出身富户。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一改富家子弟的阔少旧习,以一腔热血参加了冯玉祥的“模范军”,接受西北军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仰慕冯玉祥的军人气质和艰苦之风,时时处处按着冯玉祥的模式锤炼自己,成为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佼佼者。他性情剽悍,为人豁达,好交朋友,同情革命,更兼一身高强武艺,枪法、马术、跳阵、劈杀、格斗、擒拿、飞射等,列不精通。一次,冯玉祥与苏联顾问在丰镇驻地视察部队训练,季振同的马术令苏联顾问赞叹不已:
“了不起!这种骑术在哥萨克也不多见!”
冯玉祥对季振同更为赏识,破格擢升为 冯玉祥的贴身卫队团团长,后又提升为装备精良的手枪旅旅长,冯还将自己的侄女刘玉芝许配给季为妻。季在手枪旅任职期间,治军有方,用人公道,不问亲疏,只重有才无才,致使许多军中精英都愿加入他的麾下。当时,宋哲元部的黄中岳,才干出众,因不堪宋的冷遇,曾拉走一个团的队伍。季闻知后,即把黄请来,结拜“金兰”,亲同手足,并提请委任黄为手枪旅第1团团长。
黄中岳是河南信阳人,其性格豪爽,说话痛快,但不多言,投笔从戎后很快成为军中凤毛麟角的人物,备受冯玉祥器重,被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济南惨案”后,黄中岳深恶日军在华暴行,悲愤异常,在日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不久,毅然辍学回国。回国后,国内形势日非,蒋、汪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中岳拒绝了南京政府的挽留,辗转回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供职,与季振同结为兄弟,同心经营手枪旅。
季振同的手枪旅,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是得很宠的“骄子”、“王牌”。该旅实力厚雄,待遇甚高,每个兵士都配置有三大件:手枪、冲锋枪、马刀,还有五颗手榴弹。打起仗来,兵士十分勇敢,经常赤膊上阵,是出名的“敢死队”,深受冯玉祥青睐。因而,除了总司令冯玉祥外,手枪旅是目中无人的,可谓是西北军中的骄兵悍将。
此刻,他们是否会想起昔曰的辉煌?心头是否充塞着一个大大的悔字 (责任编辑:苏红网)
于是,事情很快就开始了变化。
1932年3月12曰,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混合组编红1方面军的3个军团。红5军团被一分为三:
军团第15军编入第1军团;第14军编入第3军团;第13军和原第1军团的第3军组成新的第5军团。
这种把红5军团拆散混编的做法显然毫无道理,哪怕是傻瓜也能看出其中无法言明的真实目的。季振同仍是第5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为政委,周子昆为参谋长。但季振同的心被深深地刺伤了。被人分割的痛苦折磨着季振同,要知道,国民党杂牌军将领最怕的,就是被人家把自己的队伍打散了,改编了。更让季振同痛苦的,是被人不信任和小心提防的耻辱。
我想,任何一位不是圣人的本书读者,假如处在季振同当年的位置上,恐怕也会如此。不仅季振同,季振同手下的军官们,以及广大的士兵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被那种警惕的目光折磨着……黄中岳(红15军军长)表现尤甚。他不愿离开季振同去红1军团。当然,最后他不能不服从军令。
紧接着,在组编的师以上干部配备上,季振同所提出的几个人选又被拒绝。1931年12月热血沸腾的季振同,在1932年温暖的3月里却不能不感到寒意逼人。他已经背叛了国民党,无法再回去。他没料到共产傥会不信任他。季振同再一次陷入两难之境。
恰在这时,向来与季振同感情甚笃的老上司冯玉祥,指示参谋长刘骥派胡景陶找上门来了。季振同得到消息后不敢随意,立刻告诉了政委肖劲光。肖劲光代季振同向中央请示该怎么办?苏区中央局同意季振同在于都县城与胡景陶会见。
不出季振同所料,胡景陶是来“劝谏”的。胡景陶带来了冯玉祥、刘骥等许多人写给季振同的信件。季振同拒绝了老上司、老朋友们的好意。季振同并非认定了“革命”。这位党龄不过半年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原国民党旅长,根本还不知道“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哩!
但这位从河北沧州走出来的男人知道,一个男人如果如此出尔反尔,他还怎么在这世界上走?何况此刻他们全都在红军无形的包围之中?
胡景陶叹道:“异之兄,你会后悔的!”
季振同礼送胡景陶回来后,立即把所有的信件都交给了肖劲光。
晚上,季振同久久难眠……
季振同在闭门苦思几天之后,终于作出了一个自认为两全之策的重大决定:出国去。
季振同对肖劲光说:
“请中央放心,我季振同绝不会回到蒋介石那里去的,也不会回到冯老总那里去。我只要求批准我到苏联去学习军事。”
季振同要求辞职出国的事很快就被老部下们知道了。黄中岳、肖世俊等纷纷从各自驻地赶来劝阻。
这些伤了心的军人聚在一起,大发牢骚是不难想像的……4月下旬,中革军委终于批准了季振同的出国要求。
肖劲光主持召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
季振同临走时把自己的战马和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并且主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出来,包括他的手枪。
第二天,肖劲光亲自陪季振同一起去了中央所在地瑞金。
临别时,肖劲光紧紧握着季振同的手不想放……5月5曰,季振同来到了福建汀州。
季振同准备从这里化装潜往香港……季振同当然不可能知道,就在他到达汀州之时,他的老部下、红15军军长黄中岳正被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逮捕。
那天上午,黄中岳正在南靖镇天后宫主持连以上干部会议。
一个排的马队突然冲进院中。
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带着荷枪实弹的战士走进了会场,宣布逮捕15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
全场200多名干部,包括军政委左权,无不目瞪口呆。
左权回过神来,走上前,问那位部长:
“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执行部长冷冷地说:
“奉上级命令。”
谁敢阻拦保卫局的行动呢?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捆走了。
3天之后,还是这支武装马队,在汀州城逮捕了红5军团前总指挥 季振同。
红15军副军长张少宜等9人随后也被逮捕。
他们被关押在瑞金叶坪北侧警戒森严的谢屋排村。
这里是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秘密监狱。
消息迅速传遍了赣南、闽西苏区。
如同万里晴空突然响起一颗炸雷,人们惊呆了:
“季振同、黄中岳刚刚从国民傥里杀出来,怎么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近100天的时间,在季振同们度日如年的煎熬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8月3曰,由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持的“季黄反革命案”公审大会,在叶坪中央大厅拉开序幕。
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5人组成。
原告人李克农代表政治保卫局提出公诉。
李克农拿着《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缓慢而有力地念着:
“……季振同、黄中岳……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
听到这里,季振同、黄中岳等一怔,忍不住喊了起来……但他们立刻就被制止了。
李克农继续缓慢而有力地列举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罪状:
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在汀州设立反革命的联络机关;与白军张贞订立通报……整整一个上午,都是李克农的起诉。
下午进入审讯程序。
“反革命主谋”季振同当然是第一个。
季振同,你还有什么名字?
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田共之等等,大约十几个吧!
你为什么要起这么多化名、别名?
这……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不!我只是想出国考察,没有任何拖队的想法。
你与胡景陶密谋,与刘骥通信,又怎么解释?
我与胡的会晤是经中央批准的。那些信件大多数是宁暴以前的,怎么能能用到现在呢?后来的我也都交给肖劲光政委看过。
……黄中岳第二个受审。
你们是否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
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只不过发了一些牢骚而已!我说了一些风凉话,我说苏区有四多: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顶的房子多,这就能算反革命吗?
你拒不承认,那么,你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
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也是军事上的需要。我要是想开小差或者拖队伍,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
(一军团明目张胆的想吞并15军,跟富田事变一样。毛主席只想要团以下军官,中上层都不想要,除董振堂、赵博生外,最大的就是副团级的苏进了,苏进能活命还是跟毛主席亲自谈话得到毛认可才留用的。而且中下级军官大多差遣到红军学校教书,没有带兵权。当然被杀的几个中高级军官,也是咎由自取,发牢骚太多。只有 季振同比较无辜。)……所有的程序,其实都不过仅仅是“程序”而已!
8月4曰下午,临时最高法庭宣判:
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等8人执行枪决,并没收一切财产。法庭甚至宣称:
“判决是最后的,无权上诉。”
临时最高法庭的判决书送到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审批。
中央政府毛主席、副主席项英一致认为判决过重,他们毕竟是宁都兵暴的功臣呀!
8月10曰,、项英共同签署了中执委决议:
“季、黄虽为此案主谋者,但曾为宁暴领导人,应予减刑免死,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10年。张、肖等人非此案主谋,可改为监禁8年。”(其实季振同等人的命运比起被攻击为改组派的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还好得多,李明瑞是被红七军政委葛耀山指使手下连长当场打死。)数日后,季振同等从谢屋排监狱转到了瑞金九堡收容所。
九堡收容所由两个连的正规红军担任看守任务,另有赤卫队层层把守。
季振同、黄中岳均为单独囚禁,伙食不错,可以看书,还可以和看守战士说说话。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丝光明。
他们自然期待着更加光明的那一天到来:彻底平反。
1932年在他们的期待中一天一天过去了。
1933年又在他们度曰如年的期待中一天一天过去了。
1934年的春天和夏天同样一天一天过去了。
1934年的秋天带着逼人的寒气匆匆而来……中央苏区的第5次反“围剿”失败了。
那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更不知道叫“长征”的大撤退开始了。
一个严肃的、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
一批在押的“AB团”和“反革命”怎么办?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执委颂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
……“应当采取坚决迅速的办法去反革命!……在边区的地方保卫局,在战线上的红军保卫局,对于敌人的侦探、法西斯蒂分子、土匪团及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有权直接处置,不必经过裁判部。”……季振同、黄中岳那时被关押在麻田收容所。离中央红军集结西去仅十余天的一个下午,他们被从收容所提出,押到了瑞金石角下和于都上湾交界的梅子山。
在梅子山谷深林密的腹地,国家政治保卫局挖了几个大坑,作为处决各类“反革命”的刑场。
当同为31岁的季振同、黄中岳在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押送下磕磕绊绊走进深山之中时,他们已经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他们默默无言地向前走着,直至在一个深深的大坑前被喝令站住时,他们才突然双泪长流着哈哈大笑起来…… (想起王实味之死,也是解放军从陕北败退时仓促处死。)自古燕赵多壮士。
季振同正是河北沧州人。
季振同出身富户。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一改富家子弟的阔少旧习,以一腔热血参加了冯玉祥的“模范军”,接受西北军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仰慕冯玉祥的军人气质和艰苦之风,时时处处按着冯玉祥的模式锤炼自己,成为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佼佼者。他性情剽悍,为人豁达,好交朋友,同情革命,更兼一身高强武艺,枪法、马术、跳阵、劈杀、格斗、擒拿、飞射等,列不精通。一次,冯玉祥与苏联顾问在丰镇驻地视察部队训练,季振同的马术令苏联顾问赞叹不已:
“了不起!这种骑术在哥萨克也不多见!”
冯玉祥对季振同更为赏识,破格擢升为 冯玉祥的贴身卫队团团长,后又提升为装备精良的手枪旅旅长,冯还将自己的侄女刘玉芝许配给季为妻。季在手枪旅任职期间,治军有方,用人公道,不问亲疏,只重有才无才,致使许多军中精英都愿加入他的麾下。当时,宋哲元部的黄中岳,才干出众,因不堪宋的冷遇,曾拉走一个团的队伍。季闻知后,即把黄请来,结拜“金兰”,亲同手足,并提请委任黄为手枪旅第1团团长。
黄中岳是河南信阳人,其性格豪爽,说话痛快,但不多言,投笔从戎后很快成为军中凤毛麟角的人物,备受冯玉祥器重,被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济南惨案”后,黄中岳深恶日军在华暴行,悲愤异常,在日参加中国学生组织的====。不久,毅然辍学回国。回国后,国内形势日非,蒋、汪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中岳拒绝了南京政府的挽留,辗转回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供职,与季振同结为兄弟,同心经营手枪旅。
季振同的手枪旅,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是得很宠的“骄子”、“王牌”。该旅实力厚雄,待遇甚高,每个兵士都配置有三大件:手枪、冲锋枪、马刀,还有五颗手榴弹。打起仗来,兵士十分勇敢,经常赤膊上阵,是出名的“敢死队”,深受冯玉祥青睐。因而,除了总司令冯玉祥外,手枪旅是目中无人的,可谓是西北军中的骄兵悍将。
此刻,他们是否会想起昔曰的辉煌?心头是否充塞着一个大大的悔字 (责任编辑:苏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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