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南洋华侨女杰黄薇(8)

　　十年动乱中，康生一伙捏造罪名，黄薇被迫接受批判和审查。有的人顶不住走上了绝路，她却十分坦然：“我的历史是自己用行动写出来的，我对自己最了解，如果做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想瞒也瞒不过去，没有做的硬逼我承认也办不到。”大冬天她被关在没有暖气，不见阳光的“牛棚”里，不但无法照顾上小学的小儿子，还需要他每天来送饭。一个星期天，因为儿子从家里送来了一杯咖啡牛奶、几片面包和一只煎蛋，“造反派”不能容忍她吃得这么“资产阶级化”，遂决定让食堂派人来“牛棚”售饭，她告诉我：“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再也不必让孩子一次次为我送饭了。”

　　这是一上午她说的一句最富母爱色彩的话。以常人的标准来衡量，她或许不是一个好母亲，她从不以自己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贡献当资本，为孩子谋取些什么，也不为他们的前途操心，一切全凭他们自己去努力。可是，她的孩子们却由衷地尊重她，爱戴她，把她视为自己的益友良师。

　　“文革”后期，当年的战友从菲律宾回来找不到黄薇，打听到她和许多当年战斗在海外的老战友都背着“特务”的罪名而被关押审查，有的还被迫害致死，感到非常不平。他们通过联合国给周恩来写信：“黄薇出生入死，怎么可能是特务呢！”是周恩来的关怀，使此案得以全面审查，并被证明是冤假错案。后来，面对“政治历史清白，对敌斗争英勇”的结论，她十分平静地说：“不过是还我原来的面目嘛。”

　　个人的功绩以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她都看得很淡。回首往事，她说：“我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只是问心无愧，非常坦然。”对国家对社会，她却一如既往地关心，她说：“党风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党的干部一定要为老百姓干实事，作表率。”
(责任编辑：邹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