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人物——苏区五老之首何叔衡

2009-08-13　本文来源于作者: 订阅《红星报》 | 向苏红网投稿

　　何叔衡，苏区五老之首。苏区检查、审判机关的创始人。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１８７６年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长者。
　　1902年7月何叔衡遵从父命，到县城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时年26岁，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不干，断然回乡种地兼教私塾。
　　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新式的云山高等小学堂，他开始大量阅读外界新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还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
　　1913年春，已37岁的何叔衡到长沙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第二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与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
　　年，毛泽东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何叔衡成为学会中年龄最大的成员，曾任执行委员长。毛泽东对何叔衡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１９２０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党的一大。
　　中共“一大”后，何叔衡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为了掩护革命活动，他与毛泽东又发起成立了湖南自修大学，后来学校被军阀查封。何叔衡又建立了湘江学校并担任校长。
　　年，北伐军占领长沙后，何叔衡担任《民报》馆长职务，还在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工作。
　　１９２７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许克祥与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何叔衡经化装由湖南前往上海，被派到街头作宣传鼓动工作。当时国民党警察密探在街头到处抓人，何叔衡不会讲上海话，又不熟悉当地情况，很快便被捕了。在警察局审讯何叔衡时，审讯官认真端详了何叔衡后，觉得何根本不像是个革命者，穿着旧式长衫，一副学究模样，看上去既老又笨，迂腐气息极浓，不像是热血青年。就试探着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何故意摇头晃脑，用抑扬顿挫地声音答道：“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共产党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五权宪法是也！”随后何叔衡又讲起了《论语》，审讯官一听便把惊堂木一拍让何快滚！何不紧不慢地走开了，随后审讯官又审问别人，当得知刚才放走的是何叔衡时，就派人去追，这时何叔衡早已不知去向了。
　　何叔衡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１９２８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是何叔衡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
　　１９３０年７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何叔衡化装成海外富商，经香港、广东、闽西到达中央苏区中心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的职务。是苏区检查、审判机关的创始人。当时在中央根据地，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5人年龄较大，被人尊称为“五老”。
　　瑞金时期，党内搞肃反，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诬陷为AB团而杀害。中国从来不重视辩护制度。党领导认定的坏人，谁敢为他们说话呢？何叔衡当时担任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叔翁就敢！何叔衡因反对极“左”的肃反政策，被诬为右倾并撤销了全部职务。
　　（毛泽东在1945年5月31日党的七大做报告时说：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是杀错了。后来我们做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年秋红军长征开始，何叔衡被组织决定留在中央苏区。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瑞金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最高机关是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陈谭秋、贺昌、瞿秋白5人组成，后又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8人，项英为书记、陈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
　　到1935年初，中央苏区的形势变得异常的险恶，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开始作分散突围的准备工作，项英派出数十人组成的便衣队，由邓子恢任队长，护送已花甲之年的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还有项英的妻子张亮等去闽西，再绕道上海。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５９岁。　（过去说是60岁，是虚岁。）关于何叔衡牺牲的几种说法：
　　一。被俘后，坚决不跟“义勇队”（抓他们的人）走，被杀死。
　　肖三在《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记述：“何叔衡被反革命逮捕，他拒捕被打死。”
　　二。被围后，为了不拖累别人，开枪自杀。
　　1942年谢觉哉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忆叔衡同志》一文。文中写道：
　　叔衡同志牺牲的地点是福建，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冬或三五年春，怎样牺牲的？有两说：一说“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杀死。”一说“被包围在山上，围者逼近了，特务员拖他走，叔衡同志说：‘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掏出手枪自击而死’。”“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这话是和我说过的，且合乎叔衡同志“临危不乱”的果决精神。所以后一说是很可信的。
　　三。跳崖牺牲年，谢觉哉的《忆叔衡同志》一文被揖入《湖南革命烈士传》一书，谢觉哉又为此写了一个《补记》，文道：
　　关于叔衡同志殉难情况，现已查清楚。邓子恢同志说：“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我们——叔衡、秋白、月霖……被送出封锁线，护送队长某，非本地人，不熟地形，夜里走，天将晓，入一村庄休息，正在煮饭，被敌人发现，三路包围过来，知不能敌，上山逃。秋白及几个女的，坐担架，不能走，藏在树林里，被搜捕了。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气走。后来走不动了，面色全白，说：‘子恢！枪杀我吧！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 我要特务员架着他走。走至一大悬崖处，叔衡抓特务员的枪要自杀，特务员护枪，手一松，叔衡同志趁势向崖下一跃，坠崖牺牲了。我们走下山，不二里，过一小河，凭河把敌人打退。初不知有河险可扼，如知道，叔衡同志也许可勉强走到，不至于牺牲。叔衡同志殉难地点，是长汀县水口附近。”
　　四、跳崖又中弹而死邓子恢生前就此事的回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突围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动，举枪自杀，未死；坠崖时又遭敌机枪射中，中弹，壮烈牺牲，即坠崖同时遭枪击而死。”
　　五。事实真相——民团曾起，抢了何叔衡的钱，杀人灭口。
　　罪犯李玉的口供1962年4月，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对直接参与当年抓捕工作的国民党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队长李玉进行审讯，李玉供称：
　　“战斗结束，于羊角溪北端河边集合时，曾起（该团特务连代理连长）向李玉报告说，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可不久，李玉率队由水口镇返回上杭县后，该营营副李致平又向李玉报告说：
　　水口之役，曾起报告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据特务连士兵说，曾起当时带一个传令兵在山脚下发现一个老大，先搜他的身，发现有钞票，将钞票拿去后已离开几步要走，但一会儿又回头，把那个老大枪毙了。”
　　这个老大指的就是何叔衡，据当时知情的人说，何叔衡一行从江西出发时，每人发港币一百元，5个人的港币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与传令兵将何叔衡身上的款搜去后，恐怕别人知道此事，就杀人灭口，然后把搜到的款分掉。
　　李玉还供称，当时该团“连长以上的军官都知道此事”。可见曾起向李玉的报告是假的。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为表彰该团俘获瞿秋白、周月霖等有功，“嘉奖”十万元，其中七万被当时国民党福建军政部门扣了下来，该团只得到了三万元。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的规定，如果俘获三名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可得奖金四万五千元，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三万元，该团不少军官闲谈中说：“被曾起打掉了一万五千元。”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曾起对杀害何叔衡的罪行供认不讳。
　　并说：我们进至水稻田附近，发现一个死尸，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伤未死的红军，将我足抱住了，随同我的号兵熊辉，看势不佳，打了他一枪，我也打了一枪。……（这个红军）没有枪，仅有刀一把，米袋一个，内有钞票……就此何叔衡的牺牲之谜最终告破。在何叔衡殉难的山崖处，当地的群众出于对烈士的敬仰，找到了他的遗物———“美最时”牌马灯骨架，烈士的这件遗物一直由当地群众保留到解放后。在何叔衡遇难处，即福建长汀县城南约60公里处的汀江东岸的小径村旁，竖立起了一座3米左右的大理石碑，碑上刻着：“何叔衡同志死难处”八个大字，寄托了对烈士的哀思。 (责任编辑：苏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