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征路

2009-08-17  本文来源于    作者: 订阅《红星报》 | 向苏红网投稿
参加长征,女同志体检中我第一个合格1934年10月,我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把我们几个在党校学习的女同志找来,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蒋介石猖狂围剿我们,中央苏区面临考验,你们几个女同志也要随中央机关到前方去。有三个条件,一是身体好,能背东西,二是不怕苦能走路,三是必须到中央卫生部检查身体。我们这些女红军虽然思想革命、解放,但平生都没有检查过身体,害羞得很。现在体检,还要脱上衣,还要用机器照心照肺,觉得特别难为情,真是硬着头皮去检查,旧社会农村女子谁检查身体呀在参加体检的女同志中,我是第一个身体合格的。接到合格通知,我特别高兴。之后,又有二十几个女同志接到身体合格的通知。相当一些女同志身体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小脚不能走路,或者有病身体虚弱。但到底要去哪里,谁也不知道。有人说要到外国去,我们问外国在哪里,人家也说不清外国在哪里。有人心里直嘀咕,有些害怕,我们这些人那个时候没人出过国呀!后来罗迈对我们说:你们体检合格的就留下来,将来要到前方。听说要到前方去,我们都很兴奋,到前方就是打仗嘛。过了两天,组织部开了个会,说要准备出发啦,准备打仗啦!我们就这样走上了长征之路。 长征中的特殊连队部队出发前,领导只是简单地说:要上前线去,打到白区去,准备反攻,保卫苏区。但是不管走的还是留的同志,对第五次反围剿越来越严重的形势,深深地感到不安,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一旦要分开,都感到依依惜别。路上摆了写着长江、黄河字样的纸条,这是给后方同志的告别誓词,也是上前线打击蒋介石反动派、抗击日本侵略的坚定决心的表示。 10月10日晚上10点,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及直属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我知道的是30名(尚有若干负责护理的妇女群众)。我和危秀英、吴富莲、刘彩香、钟月林等几位参加中央机关的队伍,编在卫生部。长征进入贵州后,我们一方面军的女同志被集中起来,编入中央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副团长是徐特立。后来这个中央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侯政是连长,李坚真当指导员,吴仲廉任秘书。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的连队,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有中央首长的夫人,有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还有待产的孕妇。周恩来曾多次下军令,要绝对保证我们的安全。我在干部休养连是政治战士,负责宣传群众、筹粮筹款工作,还要寻找民夫,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的工作,责任很大。我们女战士个个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缺少民夫时,我们就代民夫手搬肩扛。在为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30名女红军没有一个人掉队,除中途留下参加地方工作的外,其余27名女战土全部到达陕北。 刚出瑞金城,天就下起了大雨,衣服被浇湿,道路也泥泞难行。但一想到很快要上前线,就什么都不怕了,心里默默想着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要走遍半个中国,要走两万五千里。 从瑞金出发后,白天不能走,敌人的飞机在天上,后面有敌人追赶,我们只能夜行军,加上下雨路又滑,走一步摔一跤,行军速度很慢。从江西瑞金到湖南这么一段路,我们走了一个月。就是这样,也没能摆脱被动局面。在湘赣交界处,红军与围追的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浩浩荡荡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8万多人,经过湘江一战,仅剩下3万余人。 马克思保佑我们 马克思保佑我们这句话,是董必武发明的。那是长征才走出中央苏区边境的时候,徐特立、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我以及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的女战士等,在江西省信丰县的一座山头上开会,听董老传达上级指示。突然一架敌机飞过头顶,投下一颗炸弹。炸弹正落在我们围坐的圈子中间,离每个人还不到一米。
  参加长征,女同志体检中我第一个合格1934年10月,我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把我们几个在党校学习的女同志找来,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蒋介石猖狂‘围剿’我们,中央苏区面临考验,你们几个女同志也要随中央机关到前方去。有三个条件,一是身体好,能背东西,二是不怕苦能走路,三是必须到中央卫生部检查身体。”我们这些女红军虽然思想革命、解放,但平生都没有检查过身体,害羞得很。现在体检,还要脱上衣,还要用机器照心照肺,觉得特别难为情,真是硬着头皮去检查,旧社会农村女子谁检查身体呀在参加体检的女同志中,我是第一个身体合格的。接到合格通知,我特别高兴。之后,又有二十几个女同志接到身体合格的通知。相当一些女同志身体不合格,主要原因是小脚不能走路,或者有病身体虚弱。但到底要去哪里,谁也不知道。有人说要到外国去,我们问外国在哪里,人家也说不清外国在哪里。有人心里直嘀咕,有些害怕,我们这些人那个时候没人出过国呀!后来罗迈对我们说:“你们体检合格的就留下来,将来要到前方。”听说要到前方去,我们都很兴奋,到前方就是打仗嘛。过了两天,组织部开了个会,说要准备出发啦,准备打仗啦!我们就这样走上了长征之路。
  长征中的特殊连队部队出发前,领导只是简单地说:要上前线去,打到白区去,准备反攻,保卫苏区。但是不管走的还是留的同志,对第五次反“围剿”越来越严重的形势,深深地感到不安,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一旦要分开,都感到依依惜别。路上摆了写着“长江”、“黄河”字样的纸条,这是给后方同志的告别誓词,也是上前线打击蒋介石反动派、抗击日本侵略的坚定决心的表示。
  10月10日晚上10点,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及直属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我知道的是30名(尚有若干负责护理的妇女群众)。我和危秀英、吴富莲、刘彩香、钟月林等几位参加中央机关的队伍,编在卫生部。长征进入贵州后,我们一方面军的女同志被集中起来,编入中央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副团长是徐特立。后来这个中央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侯政是连长,李坚真当指导员,吴仲廉任秘书。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的连队,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有中央首长的夫人,有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还有待产的孕妇。周恩来曾多次下军令,要绝对保证我们的安全。我在干部休养连是政治战士,负责宣传群众、筹粮筹款工作,还要寻找民夫,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的工作,责任很大。我们女战士个个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缺少民夫时,我们就代民夫手搬肩扛。在为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30名女红军没有一个人掉队,除中途留下参加地方工作的外,其余27名女战土全部到达陕北。
  刚出瑞金城,天就下起了大雨,衣服被浇湿,道路也泥泞难行。但一想到很快要上前线,就什么都不怕了,心里默默想着“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要走遍半个中国,要走两万五千里。
  从瑞金出发后,白天不能走,敌人的飞机在天上,后面有敌人追赶,我们只能夜行军,加上下雨路又滑,走一步摔一跤,行军速度很慢。从江西瑞金到湖南这么一段路,我们走了一个月。就是这样,也没能摆脱被动局面。在湘赣交界处,红军与围追的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浩浩荡荡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8万多人,经过湘江一战,仅剩下3万余人。
  “马克思保佑我们”
  “马克思保佑我们”这句话,是董必武发明的。那是长征才走出中央苏区边境的时候,徐特立、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我以及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的女战士等,在江西省信丰县的一座山头上开会,听董老传达上级指示。突然一架敌机飞过头顶,投下一颗炸弹。炸弹正落在我们围坐的圈子中间,离每个人还不到一米。幸好没有爆炸,溅起的泥土落在大家身上,董老的一条腿埋在泥里,满脸满身都是泥土,危秀英的腿也被溅起来的土埋住。董老一边用毛巾擦眼睛,一边将腿从泥土里拔出来,风趣地说:“炸弹落地不开花,是因为有马克思保佑我们。马克思为什么保佑我们呢?是因为我们消灭敌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以后,董老的这句“马克思保佑我们”,就成了我们干部休养连的一句名言,一遇到危险化险为夷,大家就说“马克思保佑我们”。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正护送几个伤员爬一座光秃秃的山坡,暴露了目标,一架敌机从云层中冲出,呼啸着向我们扔下炸弹,顿时泥土飞扬。幸亏炸弹又没有爆炸,但飞起的土石依然把我和危秀英的双腿埋在了土中。敌机飞走后,同志们把我和危秀英从土中拉了出来。大家互相拍打身上的泥土,看到几个伤员在路上呻吟,我们立即扔下自己的背包,背起伤员前进。要过赤水河了,河上有一条晃晃悠悠的浮桥。因为背着伤员,桥一晃动,几乎站立不住,只能一步一步爬着过了桥。过桥后,我又抬起担架,翻了一座山,才赶上部队。那次,我的手、腿部磨破了,累得吐血,但终于完成了任务。
  “一定要赶上部队”
  长征途中,我得了病,是痢疾,一天要上十几次茅厕,还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身体弱得像要瘫在地上,没有一点力气。领导把马让给我骑,但骑不住,一上去就掉下来。当时部队缺医少药,只能自己抗。部队领导考虑到行军的紧急情况,要给我一些钱,把我留在老百姓家,等病好了再追赶部队。为了不连累部队,我对战友们说:“你们先走吧,别管我了。我在后面慢慢走,我死也要死在行军的路上。”当时,前方军情紧张,部队必须按照命令尽快急行军前进。危秀英听说后过来搂住我,主动要求留下来陪我,我不同意,对她说:“秀英,你走吧,我已经走不动了,不能拖累你。”危秀英对领导说:“把六金交给我吧,我陪她走,我们一定能够赶上部队。有我在,就有六金在,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最后,组织上同意危秀英留下来陪我。
  危秀英给我砍了一根树枝,削成手杖让我用。她搀扶着我。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地沿着山路前进。晚上,没有月光,没有星星,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就要瘦小的危秀英先走。但危秀英很坚定,说什么也不走!我们相互依偎熬过了最难过的一夜。第二天我稍微有了一点精神,我们就起来赶路。走不动就休息一会儿,能动了就往前赶,就这样走了4天4夜,也不知能不能赶上部队。嘴上不说,但我们两人心里都像着火一样急。我暗中发誓,一定要赶上部队最后,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我和危秀英紧紧地抱在一起,高兴地流下了热泪。陈赓看见我们就迎了上来和我们握手欢迎,十几个姐妹围了上来问寒问暖。我的眼泪流个不停,我特别感谢危秀英,是她救了我。没有危秀英的帮助,我就死在路上了。
  过雪山、草地四川宝兴县的夹金山是红军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杳无人烟。当地人把夹金山叫做“神仙山”,意思是除了神仙,连鸟都飞不过去。上山前,我们休养连按照上级的要求,准备了辣椒和白酒。上山那天早上,我们都喝了辣椒水,嘴里火辣辣的,身上也暖和起来,开始登山。但越往上走,山势越陡,到了半山腰,已是大雪封山,积雪很深,一脚踏下去,雪有齐腿深,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口大气。在山下还是阳光灿烂,走到半山腰,天气骤变,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山上空气稀薄,加上衣单天冷,步子越来越迈不动。我和危秀英、刘彩香等互相搀扶着往上爬,回头一看,伤病员上山更困难。我们几个女战士不顾过雪山不准讲话、不准唱歌的规定,轮流用沙哑的声音鼓励伤病员,把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拉着、推着向上爬。就这样靠肩扛手拉,终于把伤、病的战友以及担架、药箱全部拉到山顶。我累得吐了几口鲜血,把蔡畅大姐她们吓坏了。下山的时候,我简直一点力气都没有、连滚带爬滑到山下。
  草地看上去很壮观,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全是绿色草地。早上四五点钟,太阳升起,映照着绿茵茵的大草地,景色倒是很好看。但这里的草一墩墩地长,草下面就是黄汤水,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越陷越深。红军战土每人要背几十斤重的东西,那个艰难劲儿就别提啦。那些大的深水潭,有十几米或几十米大小不等,上面有草覆盖,初看起来与其他草地区别不大,如果不是前面部队插好路标或危险标记,或目睹陷进去的骡马还在挣扎吼叫,根本分辨不出它是陷井。我们身体好的女政治战士,与需要照顾的老同志、伤病员结合起来,抓紧自己的拐棍,三五人一伙,五六人一团,手拉着手,相互挽扶着,缓慢地向前行进,以保证安全通过,减少不应有的伤亡。即使这样,还是有几位同志因伤病、饥饿、寒冷昏倒,或跌滑进泥潭而牺牲。
  草地上宿营更困难,太潮湿,躺着睡觉肯定不行。我们练了一套本领,4个人背靠背站着睡。我们女战士还总结出这样睡觉有两条好处:一是后面、左面、右面都有依靠,身体又后倾,睡着了不会往任何一方面倒,睡得稳实;二是草地气候变化莫测,忽风忽雨,忽雪急霜,大家背靠着背,可以相互取暖。
  在草地,我们每天都饿得难忍,只能像牛羊一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喝几口冷水,拔青草、摘树叶、挖草根当作干粮边走边吃。吃下后恶心、呕吐、或肚子痛得打滚是常事,第二天照样拔草来煮着吃。若遇上干燥的地方宿营,我们就找老鼠洞,挖出老鼠熬汤果腹。没办法时,还把皮带等煮熟吃掉。
  在毛儿盖的沙窝,我们煮了一些从山上采来的蘑菇,大家挺高兴地吃着,但是不一会,我们便觉得全身无力、头特别疼,想吐又吐不出来,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原来采回来的是毒蘑菇呀!幸好危秀英从藏胞家里做宣传回来了,她先看见我们躺着一动不动,以为睡着了。地上还留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她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对劲,赶快吐掉了,回头拨不动我们,咋一点反应都没有,她想着可能是中毒了。危秀英急忙将各人的水壶集中起来,到河沟里灌满了水,将廖似光和我灌醒了,接着又将其余几个同志都灌醒了,又将一个团长、政委、参谋长等用灌水的办法救活了。
  我们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北上抗日,张国焘却搞分裂。组织上派我和刘彩香带四方面军的一个家属连北上。第3天,这个家属连就不走了。她们说:“我们要等张政委的命令。”急得我们两人团团转,也没有领导可以请示。后来,这个连的连长竟下令南下。我和刘彩香急得哭起来,我们要她们北上,她们要我们南下。最后只能分手,我们北上追赶自己的部队。出了草地后部队休整,在党支部会上,一个干部突然批评我们两人,说我们没能把四方面军的家属连带过来,甚至提议开除我们的党籍。我们的眼泪忍不住又下来了,她们是没有北上,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党支部书记董必武主持公道说:“四方面军不听中央的,四方面军的家属连也不会听邓六金的。邓六金她们很辛苦,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该表扬她们才对。”听了董老的话,我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委屈,哭出了声。危秀英、钟月林等姐妹过来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董必武很理解我们女政治战士的艰辛,他把我的情况对李富春说了。其他领导也很理解,而且决定:休养连的女政治战士长征一路异常辛苦,将女政治战士分别分到各个军团,以便得到好的照顾。之后,我分到了三军团,在彭德怀的关心下,走完了长征中最后的一段路。
  女战士的苦难长征途中,女战士还承受着男同志不能想像的痛苦。这种苦难主要是女同志生理的特殊困难,如果生了孩子又生离死别,那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和折磨就更残酷了。
  贺子珍在长征开始前怀孕,一直在担架队。四渡赤水后,在向云南前进的途中,她生了个男孩,但是情况太危急了,不能停留,婴儿无法带。贺子珍只抱了孩子几个小时,万般无奈,只能送给了途中的一家农民收养。分开时,孩子好像也懂事,知道以后再也不能相见,就又哭又闹,母子都在哭,那情景谁见了都要落泪。以后,这个孩子生死不知,音讯全无。
  何凯丰的夫人廖似光,在长征前曾因为革命把第一个女儿忍痛送人,从此杳无音信。长征时又第二次怀孕。组织上为了照顾她,把她编在休养连。但休养连也要打仗和急行军,哪谈得上什么“休养”啊!对孕妇来说,就更加困难了。当红军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怀孕只有7个月的廖似光早产了。廖似光把婴儿包好,上面写明孩子的出生日期和是红军留下来的身份,便把婴儿放在路边草堆里,眼泪如雨,一步一回头,心疼得把嘴唇都咬出了血,离开了孩子,继续长征。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不知道是死是活。
  周子昆的夫人曾玉,分娩时正在行军路上,婴儿的头都露出来了,只好由人搀扶着,一步一个血印,爬过一座山,找到宿营地后,才把孩子生下来。
  李贞也是长征前怀孕的。一路上,她带着身孕,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咬着牙,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翻过了大雪山,走过了草地。偏偏在这时,小生命降生了。没有吃的,没有住的,虽然有热心的同志送来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拿来破衣衫作尿布,但是条件实在太艰苦了,母亲和孩子还是吃尽了苦头。
  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在长征途中也生了个女儿,叫远征。当时部队进入西康阿坝地区。一天,要过一条齐腰深的河水,天凉,水更冷,怀着孩子的陈琮英刚过河就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同志们把她扶到一个老乡家的竹楼前。她刚蹬两级竹梯就摔了下来,这时孩子哇哇落地了。
  红军各部在草地上生孩子的女同志有好几个,她们中有的还没听到孩子的啼哭声,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长征刚开始时,我们女同志生理还比较正常,都还有月经。以后,白天打仗,晚上急行军,爬山涉水,又是在云贵高原上打仗,又是抢渡大渡河,又是过雪山草地,还没有吃的,饿得皮包骨头,还有巨大的体力透支,我们长征女战士的身体都垮了,几乎都得了闭经的病,许多人还得了更严重的妇女病,有的甚至导致终身不育。
  我虽然年轻身体好,但也得了闭经的病。到延安半年后,有一次,我们三四个女同志过一条很宽的河,有一个小姑娘看到我过河后,水通红通红的,就喊:“邓六金受伤了,邓六金受伤了。”我也吓了一跳。上岸一看,原来是月经来了。后来,她们还笑了我好长时间呢。
  不管多难多苦,我们还是坚持过来了,胜利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邓六金 原作) (责任编辑:苏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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