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彬同志谈抗战初期安吴堡青训班

青训班的创办与发展，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与抗战初期整个斗争形势和西北所处的历史地位有着密切联系的。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大本营，陕北和西北人民就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奋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爆发的西安事变，给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以极大鼓舞。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在延安开了第一次西北青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使青年组织进一步从老共青团组织那种狭窄的圈子走出来，成为更加群众性、广泛性的青年团体，以适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需要。 七七抗战爆发，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之下，于九月二十三日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后来又接受我们党提出的一些条件，释放了一批政治犯。我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从延安来到八路军五师留守处和中共陕西省委驻地云阳镇。它距西安有一天路程。这次来云阳镇是张闻天同志派我来参加接收安置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同志。因此项工作已接近尾声了，陕西省委的贾拓夫、欧阳钦等负责同志向我提出，陕西有一批积极分子，多是西安事变前后西安青年运动骨干，以民先队员为主，能否帮助训练一下，使之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抗战军事、政治知识方面得到提高。我答应了这个要求。我们便借用于右任先生的农场，于十月十一日开办了第一期，名称就叫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我担任班主任，乐少华担任军事教员，工作人员总共四人，学员一百几十人，训练时间半个月。这期是中共陕西省委组织的。结业以后，反映很好，省委提出继续办，就又办了第二期。当时乔木同志也在云阳，我邀他也来青训班，得到中央的同意，他便担任了青训班副主任。这期间情况有了变化，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节节溃败，沦陷区大批流亡学生奔向西北，要去延安，去寻求救国真理。当时西安八办压力很大，也希望有这么一个训练班接收大批要去延安的学生。毛主席知道我们在云阳办青训班，打电报要我回延安汇报，时间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底。毛主席肯定了举办战时青年训练班的作法，还给我讲了很多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重要性，记得大意是：我们要取得抗战胜利，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千百万知识分子。青训班应该是来多少收多少，来者不拒。毛主席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提出需要讲授抗日游击战争课的教员。后来，中央从抗大、中央党校等给抽调了一批干部，象黄春霆、李东潮、刘瑞龙、张琴秋、朱致平、屈志统、史洛文、董昕、陈宇等等，组成青训班教学力量的骨干。大概是在办第三期时，同蒲铁路失陷，几百铁路工人到了西安，我们也接收他们到青训班，成立了职工大队，中央派张浩同志来青训班担任职工大队大队长。从第二期开始，学员已超出陕西省的范围，有由八办介绍来的一部分。第三期就复杂了，天天都有新来的，开学时学员是三百名左右，学习三星期，结业的时候，学员已超过五百名。云阳镇实在容纳不下了，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迁到云阳以北的安吴堡。从第四期起，青训班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时期。当时处于民族危亡最紧要关头，青年们不甘心做亡国奴，他们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深恶痛绝，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主张和行动中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因此，在太原、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失陷后，特别是临汾、风陵渡被日寇占领后，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的男男女女，大批地从四面八方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不少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也经过了许多风险到西北来，要到延安去朝圣取经啊！所以青训班不是你要不要扩大办，你不招生他也来。青训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潮流面前，为了适应抗战需要，为了满足广大青年的爱国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附近，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向学员进行马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