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雄，短暂而不朽的人生

　来黄埔之前

　　熊雄1892年3月11日出生在江西省宜丰县芳塘下屋村。熊家是当地的望族。1907年春他考进瑞州府中学堂。1910年春，入读南京优级师范学堂。

　　1911年初，熊雄投笔从戎，参加李烈钧在南昌成立的学生军。1912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起义。熊雄参加了湖口起义和抗击北洋军的战斗。8月中旬，江西讨袁行动失败，熊雄随李烈钧辗转至湖南乘轮船到日本。

　　1912年，在日本东京，熊雄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深得中山先生的赞许。因一时没有找到工作，他曾和钱大钧一起在东京街头卖报，以维持生活。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熊雄和数十位同学相继加入。

　　1919年11月，熊雄得到好友林修梅(林伯渠的堂兄)资助，取道香港，于1920年1月到达法国巴黎。他和李立三、盛成、熊自难、秦青川等组织了“巴黎书报流通社”，交流书报，讨论中国文字改革和中国革命的道路等问题。他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结识了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暑期结束法语补习，迁居到巴黎拉丁区。有一天，他登上埃菲尔铁塔，口占一绝:“登高东望一咨嗟，长剑倚天信手拿；北海鲸鲵终就戮，南圻逐鹿竟谁家？”寄托了他救国救民的凌云壮志。

　　这年年底，熊雄、赵世炎、熊自难、陈公培、盛成、李立三等十余人组织了“劳动学会”，以此为核心，结成勤工俭学同盟，后发展为留法勤工俭学会。

　　1921年秋熊雄离开巴黎，前往德国柏林。在柏林，熊雄和周恩来、刘清扬、张伯简、肖三、谢寿康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在康德大街张申府寓所聚会，商讨筹组中国少年共产党。张申府介绍周恩来、熊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月下旬，周恩来、肖三、刘清扬、张申府、张伯简、肖三、谢寿康、熊雄(具名披素)七人联名写信给在法国的赵世炎，敦促他于5月1日前完成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6月初，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宣布旅欧少共成立，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年初，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团长陈独秀来信，决定派遣赵世炎、熊雄等１２人第一批赴苏联学习。３月底，这１２人由柏林前往莫斯科。４月１８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大会，新同学中有六名共产党员（赵世炎、熊雄、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王圭）。

　　１９２３年暑期，由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张太雷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中共旅莫支部指派熊雄陪同代表团参观，洽谈有关问题。１９２５年２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熊雄、聂荣臻、范易、颜昌颐等２３人，被调到苏联红军军事学校中国班学习。这段学习生活，熊雄收获很大。

　　在黄埔军校１９２５年６月底，熊雄、聂荣臻、叶挺、颜昌颐等２０多人奉调回国。８月上旬离开莫斯科，９月３日到达上海。９月中旬，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为书记）的决定，熊雄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政治总教官，参加了第四期的招生工作。１０月，在第二次东征中，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熊雄担任总政治部秘书，并任以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支部书记。东征胜利后，熊雄被任命为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

　　１９２６年１月６日，熊雄担任黄埔军校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大队大队长。这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是邵力子，不能经常到校，熊雄实际主持工作。１月１２日，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２月１日，熊雄等７人被任命为改组筹备委员。熊雄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改善了政治部的机构。３月１日，改组后的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第四期入学共２６００多人，其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熊雄主持下，大量印行《军校政治月刊》、《黄埔潮》等刊物，出版各种讲义、画报。熊雄亲自讲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本党宣言训令”等，给黄埔军校学员留下深刻印象。

　　３月２０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熊雄到中共广东区委向周恩来、陈延年汇报军校的情况，区委决定成立中共在军校的核心组织——“党团”，由熊雄任书记，成员有恽代英、聂荣臻、陈赓、饶来杰。５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旨在削弱共产党力量。６月７日，蒋介石到黄埔军校发表讲话，要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声明党籍，不准跨党，并以高官厚禄拉拢收买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在熊雄和军校“党团”的领导下，军校的共产党员无一人退党。

　　１０月，军校第四期学员提前毕业。恽代英、聂荣臻、陈赓先后由中央军委指调离开军校。１１月２７日，熊雄被选为军校国民党党部的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１２月１４日，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不久被正式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在中共党内，他兼任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０日，蒋介石发表《告黄埔各期同学》，对革命疯狂反扑。下旬，熊雄见形势危急，秘密转移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人士，其中包括在中山大学任教的许德珩。这时鲁迅正在中山大学任教，熊雄委托刘弄潮邀请鲁迅到军校演讲。鲁迅说：“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４月８日，鲁迅到黄埔军校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对军校师生震动很大。

　　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一时血雨腥风。４月１４日下午，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召集军校代校长方鼎英、朱家骅、钱大钧商议，计划处置军校的共产党员。当晚，临时戒严司令钱大钧下令戒严，命中山舰和西江舰驶至黄埔，严密监视军校。

　　１５日凌晨２时，钱大钧通知方鼎英“将本校捣乱的共产分子，加以监视逮捕”。方鼎英即布置“清党”。当晚，方鼎英劝熊雄出国。熊雄听后，很沉痛地说：“这次清党，乃蒋的蓄谋。蒋介石甘作孙中山先生的叛徒，违反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背弃中山先生的遗嘱，竟敢置北伐大敌于不顾，而作出如此自断手足的清党举动，破坏革命。这种不顾大局，自掘坟墓的勾当，将是白费心机，最为可耻！”他又说：“钱大钧本是以前与我共同为了反对北洋军阀，亡命日本，卖报过苦生活的患难朋友，今亦为虎作伥。我真认错了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朱家骅乃党棍之流，更不足道。我实不忍此浩浩荡荡的北伐局面，竟败于此辈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手里。我宁愿将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一泄我与此辈不共戴天之恨！”方鼎英听他如此说，以为他会自杀，恐怕“打草惊蛇，激成大变”，再三劝熊雄出国。之后，他立即将谈话情形报告给李济深和蒋介石。
　　１７日晚，方鼎英再次急切地找熊雄，说业经“负责长官再三商量”，一致要熊雄立即出国，并由经理部支给旅欧经费１０００元。熊雄说：“我是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任命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至少三日后才能离开黄埔，行前必须开个大会，让我在师生面前讲话。”方鼎英口气强硬地说：“全校已做好部署，决定在明日清晨点名时宣布清党，务请即时准备出发，我派最快的校长专用小汽艇送你到沙面，去搭外轮转香港，直赴巴黎。”１８日凌晨四时许，熊雄被迫乘小汽艇离开黄埔。汽艇行至江心，忽然“机器失灵”，停下检修。监视黄埔的中山舰派人上艇，逮捕熊雄。原来“出国”一说纯属花招！就在这天清晨，黄埔军校本部４００多名共产党员被捕。萧楚女等惨遭杀害。

　　１９２７年５月初，熊雄被转囚于南石头“惩戒场”。在狱中，他经常找难友谈话，鼓励他们说：“不用怕，我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又是黄埔的最高领导之一，枪毙、杀头，首先轮到的是我熊雄。我都不怕，大家还怕什么？要坚持下去，斗争到底！”

　　５月中旬，熊雄被押出牢房。他意识到敌人要下毒手了，镇定自若地高声说：“走吧！”以此向难友们告别。熊雄英勇就义，时年３５岁。

　　亲身受过熊雄教导的许光达大将说：“熊雄的名字，特别在我们黄埔同学的脑海中永远不忘。”他深情地忆念：“熊雄同志啊，假使不是你当时给了我们政治的武器，指示了前进的道路，哪里能够留下历史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