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住大的方向”——林伯渠的学习方法

　　作为我们党的“五老”之一，作为“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王震语），林伯渠（１８８６―１９６０）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我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少年时期得父亲编著教本冠以“励志”勉励，考入师范学校就读，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主任，林伯渠一生都坚持读书学习，不断追随时代进步。１９４１年他在自传中谦称“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把握住大的方向”，也是他革命一生积累的重要的学习方法，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学贵博专相兼。自青少年时代起，在身为乡塾先生和书院山长父亲的督导下，林伯渠读书学习的范围非常广泛，对中国古代典籍、清末维新思潮都有涉猎。在日本留学时期，他攻读了经济学和法学，广泛地研究过财政学、簿记学、统计学、工业政策；对于民法、刑法、国际公法、海商法、宪法等，很有兴趣；对于哲学、史学也很关注，尤其喜欢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使林伯渠具有超于他人的辨别分析能力。有一次，他听了一个讲座后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听讲公羊传于孔教会，就五始三统之义反复说明，尚有条理。惜讲师口吃，不能动听者兴味耳。忆儿时受经，先君子即以此书相督责，计六阅月毕业，颇解其义。”基于这样的读书学习经历，林伯渠认为，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正是在广泛学习的过程中，林伯渠通过李大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后来又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这启发他去思考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种博专相兼的学习方法也使林伯渠具备一专多能的综合素质，决定了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多方面贡献。
　　学贵坚持不懈。坚持不懈是一切好学者的信条，林伯渠亦坚守不易。他指出，“考察己之所缺，用毅力以补充之，按步程功，夙夜匪懈，虽未中不远矣”，要“力戒悠忽”，“加意用功作去，方有进境”。他认定，为学“非有十分奋进勇力不可”，“凡事只应向前做去，总有好处”，“人才不甚相远，只看好学不好学，用心不用心耳”。他认为坚持学习是走向成功的基础：“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成功者，毅力之结果耳。”对于领导干部的学习，因必须处理好与日常工作的关系，能否坚持确实是个问题。林伯渠认为，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而应结合起来。他指出：“关于怎样学习，过去经验证明，首长负责、联系实际是最有效的。但有许多干部对此认识不够，甚至轻视学习，把领导学习与领导工作分开，把学习文件与本机关的具体实际不会很好的结合起来。”作为领导干部，学习更需要坚持有恒的精神。他指出：“学习无恒，先紧后松，或学习中提出的问题不予解决，学习困难不予克服，都影响到学习的成效。”对此，林伯渠认为，必须建立经常的学习制度。他指出：“今后必须领导干部确实负责，作出榜样，领导别人，共同前进，应该了解，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领导，学习好坏就是工作和领导好坏的关键。必须建立经常的学习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在京领导同志的学习要求，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提议并组织了学习委员会。林伯渠德高望重，党中央请他担任主任主持学委会工作。林伯渠以身作则，按时参加学习会带头学习，践行自己主张的学习方法。这对于团结党外民主人士、启发诱导他们了解党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贵交流提高。在青少年求学时期，林伯渠非常注重与同学之间“互相质证”，交流学习心得。他认为这对于提高自己，促进与同学共同进步大有益处。在革命工作中，林伯渠把互相学习、交流提高看作是关系本职工作和革命事业成败的重要一环，他指出，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和困难，需要程度高的帮助程度低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学好本领，迎接胜利”。１９４１年秋，在林伯渠主持下，陕甘宁边区政府邀集宴请民间诗人墨客，以“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意，成立了“怀安诗社”，荟集佳作。此后，参加诗社的人员增多，有中央和边区各部门的领导，有来延学习的各根据地干部，有边区参议会员中的地方耆老，还有民间能诗善赋之士。大家借助这个平台，以诗词为工具，“互相质证”，交流感情，陶冶情操，提高觉悟，宣传政策。这是林伯渠倡导学贵交流提高的一个生动例证。诗社历时８年，涌现出了大量讴歌中国共产党，赞扬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业绩的光辉诗篇，成为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