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是苏联历史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年代。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国内斗争异常复杂。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无所前鉴的情况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提出的一些理论设想，结合苏联的具体实际，领导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作了长期的可贵的探索，提出并实施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运行体制，形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这一基本框架在苏联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都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各种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和深刻教训。

　　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

　　从1924年1月列宁逝世一直到1929年，围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斯大林先后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论，争论所涉及的问题非常重大而又极其广泛。理论争论的主题涉及列宁主义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和道路问题等。这些理论争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1.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

　　1924年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面临着种种理论的与实践的难题，需要对列宁留下的珍贵理论遗产进行梳理，从中寻找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和途径。当时俄共（布）最高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俄共（布）的主要领导人都力图从对列宁留下的理论遗产的解读中阐明各自的观点，解决存在的分歧。于是，对什么是列宁主义的理解就成为激烈争论和思想理论交锋的焦点。在这一交锋中，斯大林对列宁主义作了许多独特的理解，后来成为俄共（布）关于列宁主义的权威阐释。

　　在关于列宁主义定义的阐述中，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选集》，上卷，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斯大林认为对列宁主义这一阐述的正确性，首先在于它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产生的；其次在于它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最后还在于它指出了列宁主义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下的应用。

　　3.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现，在对这些社会矛盾原因的理解及其解决方案上，斯大林与布哈林发生了分歧，在社会主义建设方案上逐渐远离布哈林的方案，在许多思路上和原来的反对派似有接近。例如，斯大林的农业“贡税论”，似乎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影响；全盘集体化运动与托洛茨基所谓在农村进行第三次革命理论接近，而高速工业化理论则与“超工业化”计划类似。当然，斯大林的思路与托洛茨基的方案在形成的根源上是不同的。

　　首先，出发点不一样。在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问题上，托洛茨基的高速发展工业的主张是同战胜国内日益增长的小资产阶级势力相联系的。托洛茨基是出于对国内农民阶级的不信任，以同国内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限制国内私人资本发展为目的。斯大林的高速发展工业思想是同战胜国外资本主义列强相联系的。斯大林是出于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中遭受战争威胁的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必须在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求得经济独立，使苏维埃政权处于不败之地为目的。在工业化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上，两者都有从农业筹措资金的方法，但托洛茨基方案是在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农民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把新经济政策时期成长起来的较富裕的农民等同于富农，认为农民是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定时炸弹，要求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尽可能地对富农加以剥夺，将资金无限制地从农业抽到工业领域；而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是在始终坚持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反对放手剥夺农民，只是认为从农业中抽调资金以支援工业化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应当继续执行，不能立即取消，尽管这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甚至讨厌的事情，并强调从农业中筹措资金应当掌握好分寸，切忌过度。从道理上说，在一个农业国中进行工业化建设，不从农业领域中筹措资金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如何筹措，筹措多少。斯大林在工业化初期，对农民的政策还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但是粮食危机爆发后，加上战争的威胁，斯大林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实际上造成了挖农业补工业、剥夺农民的做法。但是这与托洛茨基派从一开始就对农民抱有戒心而主张剥夺农民的出发点是根本不一样的。

　　其次，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不相同。托洛茨基提出“超工业化”主张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暂时稳定”时期，它们正一致虎视眈眈地对着新生的唯一无产阶级政权，托洛茨基主张剥夺农民的“超工业化”方案必然会危及工农联盟的稳定，破坏这一坚固的防御资本主义进攻的堡垒，继而危及初生的苏维埃政权，自然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而1929年斯大林实行工业化“大跃进”政策时，正是西方国家发生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从稳定进入严重危机的阶段，这给苏联领导人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即将迅速崩溃的错觉，他们以为，实现工业突飞猛进，跻身先进强国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临。于是苏联领导人和广大群众革命热情迅速高涨，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思想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成为当时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和托洛茨基派的“超工业化”方案虽然做法相似，但理论出发点和政策背景是全然不同的，我们决不能将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与托洛茨基派的“超工业化”主张混为一谈。

　　有人将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与布哈林的工业化方案进行比较，认为布哈林的工业化方案更适合苏联的发展，甚至提出，倘若苏联党和国家选择了布哈林方案，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如果历史选择了布哈林模式，就可以避免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弊病了。这种判断实际上是脱离现实的臆想。历史毕竟是不能假设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也不例外。虽然布哈林所阐述的发展方案在理论上更接近于列宁晚年思想，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国民经济较为综合平衡发展的方案。但是要使布哈林方案在当时的苏联顺利地实施下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从来都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布哈林的方案仅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没有将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因素考虑进去。有时在历史的关键时候，即使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同等看待也要犯错误。早在1921年列宁就批评过布哈林，说他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等同起来，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上去了。列宁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纵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形势，国际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和歇斯底里地叫嚣战争，不断对新生苏维埃发动武装干涉，稍事歇息又挑起残酷的战争，历史并没有给斯大林和苏联留下多少和平的时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是完全必要的，从而形成了特定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指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道路，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现形式。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这些内容既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即社会主义的共性，又反映了在苏联具体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斯大林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创立者。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步确立了在苏联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长达30年，建立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实施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其大致的历史过程是：在斯大林领导下，从1928年10月至1936年底，苏联完成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一期间，苏联消灭了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消灭了所有的剥削阶级，剩下的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的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农业国。1936年12月，苏联制定和颁布了新宪法。这部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法，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用法律形式规定了下来，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方针政策方面的内容，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处理农轻重关系等；一是有关制度方面的内容，即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斯大林领导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框架即1936年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依然沿袭下来，直到80年代中期。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1.苏联模式形成的国际背景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所处的国际形势十分险峻，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国际反共战争逼近的状态中。国际反共战争威胁的形势要追溯到十月革命时期。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使社会主义由一国胜利发展到多国胜利，短期内完成世界革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胜利，至少能改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孤立、弱小的局面，形成社会主义阵营。他认为，“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在成熟起来”。并预计，“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欧洲革命出现了短暂的高潮。1918年芬兰爆发革命，1月间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宣告成立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同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然而，这些革命由于帝国主义的镇压、社会党人的背叛、共产党人的错误，很快就失败了。到1923年，保加利亚九月起义、德国汉堡十月起义、波兰克拉科夫十一月起义相继失败之后，欧洲革命再度陷入了低潮，俄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1918年起，为了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帝国主义纠合14个国家，勾结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叛乱。为了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粉碎反革命势力的叛乱，从1918年春到1920年末，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退了帝国主义的干涉，粉碎了反动派的叛乱，初步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对俄国苏维埃政权干涉失败，欧洲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受挫，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状态：帝国主义消灭不了苏联，不得不与苏联和平共处，但它们并不放弃反苏的宗旨，总在寻求机会进行侵略和颠覆；苏联力量相对弱小，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对外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和平共处，借以利用暂时的和平机遇壮大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苏联与国际资本主义呈现一种本质上对立却又不能不和平共处的关系。到1925年，除美国外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承认了苏联，并相互建立了外交和商业贸易往来关系。1933年，美国也最终承认了苏联。然而在这种和平共处中，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缓解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仍然保留着反共战争的野心。当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完全爆发后，为维护统治和摆脱危机，各国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有的国家（如美国）采用改良政策，缓和矛盾。有的国家（如德、意、日等国）则相继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公开叫嚣战争，德、意、日三国甚至结成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旨在“协力防止共产主义的破坏”，实行孤立苏联、包围苏联、准备条件来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政策，直接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苏联。于是，欧洲和远东成为两个战争策源地，局部战争频频爆发。实际上，回顾历史，在斯大林所处的时代，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他各种局部战争(包括地区战争、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等等)也不断爆发，而且经久不息。当时的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始终是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始终处在战争或备战的特殊条件之下。苏联不仅经历了国内战争，而且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大规模的卫国战争，可见，在当时，战争的阴云是非常浓重的。这种持续的反共战争威胁的国际形势必然会对斯大林思考如何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既然战争迫在眉睫，要备战和进行战争，那就必然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高度地统一起来，就要求高度集中地统一使用国家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就必须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使其他一切领域和部门都予以配合。这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因此，斯大林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　因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

　　当时国际社会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与苏联国内备战与高速工业化的社会生活主题，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产物。在经济上，斯大林模式的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集中资金、资源、人力搞国防重工业的做法，从备战的角度看，其重要作用自不必多言。在政治上，高度集权制的形成受备战因素的影响同样是强烈的。在战争阴云十分浓重的形势下，抵御外来侵略，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当时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为了保卫苏维埃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为了随时准备捍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联不得不把尽快建成工业强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式，就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形势下做出的选择。

　　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大的方向是对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中发现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需要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经过多次反复的检验，而且正因为这是一些原则，一些粗线条的轮廓，即使它们具有客观真理性，要把它们变成现实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中介。从理论上说，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同俄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牢固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必须深刻把握俄国的基本国情。斯大林在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苏联的时候，从总的基本方面来说，是具备了这两方面条件的。但是，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际方面说，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都存在一些问题。从理论方面说，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不仅有深度和广度上的不足，而且有某种照搬的缺陷。如在对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解上，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从形式上照抄照搬，在实践上造成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超越阶段”的失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对马克思公有制理论的理解限于机械化，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看做始终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把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在全社会实现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当作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本质体现，从而把公有制同商品经济直接对立起来，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存在。其实，应该说斯大林对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理解实质上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实现这一生产关系目标时操之过急，没有充分注意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生产力国情，没有顾及到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显然是教条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结果。从实践方面说，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斯大林对本国的实际的把握也还缺乏全面性和深刻性。如他对脱胎于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社会制度中尚存的封建专制遗毒的认识不深，对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新的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地下活动，战场厮杀年代那种集权主义、命令主义的烙印估计不足，这些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阐述

　　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为了继承列宁巨大的“理论财富”，对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教育。为适应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普遍需要，斯大林亲自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从思想上来培养、武装所有工作部门的干部，统一全党的思想。这些著作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从理论上论证、总结、提升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运行中的原则和经验。

　　1.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体系的研究

　　比较集中地表达斯大林哲学思想的著作，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两本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初是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于1938年9月发表。不久便印成单本发行。该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部分，对它们的“基本特征”，分别加以归纳、概括、解释，并指出其实际意义。这种结构有助于广大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领，便于普及。

　　在内容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就把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党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基础之间的内在联系，浓缩成一句话：“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这句话指明了理解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在思想和行动上做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成员的高度一致性。

　　斯大林正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和革命变革。缺点是没有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英国哲学、法国哲学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

　　斯大林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肯定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决定性的意义，概括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由表及里的认识秩序。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基本特征时，回答了“世界本原是什么”以及思维产生后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等问题，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辩证的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般唯物主义与一般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科学的可知论与一切形式的不可知论的根本区别。

　　斯大林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特征时，揭示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的内容及其各自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提出“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及“人口的增长，居民密度的大小”这两个条件能够“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社会发展不发生“决定的影响”；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条件。

　　斯大林强调新社会思想、新理论观点、新政治设施、新政权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条件下，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对社会生活、社会历史表现出巨大的作用。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和辩证性。

　　斯大林阐述了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指出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推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它的改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存在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原有的结论有所误解，如它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关系的阐明上，只把作为“党的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仅说成是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历史观的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既未揭示其客观性质，也未阐明其基本内容，如关于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只讲了前者，未讲后者；对于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只讲了对立面的斗争，而未讲其统一；对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只将其量变转化为质变作了一般论述，未列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基本特征时，没有把实践范畴纳入认识论；对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阐述欠确切，如关于生产力的界定不够准确，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的论断不符合实际；对于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的自然科学成就未作出科学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对象和应用任务的引导，同现实需要有较大差距。这表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并非“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顶峰” ，“每一个原理都是专门巨著的指路明灯” ，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950年5月至7月初，苏联《真理报》针对当时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尼·雅·马尔为代表的学者宣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语言学理论，组织了一次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讨论，以便“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语言学发展中的停滞现象，确定这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斯大林非常关注并亲自参加了这次讨论。他写下了《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答同志们》。1950年8月，这些短文和复信被汇集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出版。该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

　　第一，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斯大林在论述语言与上层建筑的根本区别时，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作了明确规定。他指出，经济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 。它不包括生产力，不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它有两个部分，一是客观实在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一是观念的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观点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

　　斯大林揭示了上层建筑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政治、法律设施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政治、法律等观点建立起来的，“设施”与意识形态相适应。在斯大林之前，对政治、法律制度根据什么、怎样在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问题，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出具体的回答。

　　斯大林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即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作了论述。他指出：“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 ，“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他还进一步指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是新的上层建筑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形成和巩固。二是新的上层建筑要为消灭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

　　第二，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斯大林指出：“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 即上层建筑通过生产关系这一中间环节同生产力发生联系。这科学地说明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层次，以生产关系为中间环节构成两对矛盾，它们决定着社会的性质、面貌及其发展。这个理论问题实际上包含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但斯大林始终没能全面地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矛盾的关系，并用相应的哲学概念加以概括，作出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完整、明确的表达。其原因在于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在思想上偏离了辩证法，存在着对社会主义肯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观点。

　　第三，关于质变的两种形式。斯大林提出了质变即飞跃的两种形式——爆发式和非爆发式。指出爆发形式主要表现为“一次决定性的打击”， 一下子完成新旧更替，具有突然性；而非爆发式则表现为经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逐步过渡以实现飞跃，具有逐渐性和长期性。这里他把质变的形式普遍化，特别强调非爆发性质变形式的作用和意义。这是他在研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事物发展的特点之后的新见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这方面科学预见的发展。斯大林还指出，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 他具体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制改造所采取的“逐渐过渡”的形式，肯定了质变过程的非爆发形式及其多样性，这里透出一个重要思想，即当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时，可以采取逐步改进、改革、调整等形式，使之逐步完善。斯大林还认为，“逐渐过渡”形式包括使新东西渗透到旧东西中，改变其旧本性，从而实现质的飞跃。

　　斯大林的上述思想，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在实践上，对于处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社会矛盾亦有重要意义。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哲学思想的缺陷是，他关于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表述是不确切的。全部上层建筑是由政治上层建筑和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的，意识形态具有程度不同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除了受经济基础决定外，它还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继承关系，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在新旧上层建筑的交替过程中，意识形态并不同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或消灭而立即变化或消灭，斯大林的不确切的表述，反映了他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的否定。

　　斯大林对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的设想在不少方面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更加具体化了。然而，他基本上是从苏联的模式出发考虑问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弊病。他主张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没有把与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消费品生产摆在应有的地位。他强调国家统一计划，但未给地方和各部门以适当的自主权。此外，他把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定得太低了。他仍停留在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种设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