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金日成时代文艺生活

前些年，我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中相继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斯钦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和《鼻子》，作者一生仅写过这两部歌剧，能有机会一睹全貌，让我无比兴奋。其中的《姆斯钦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取材于俄国作家列斯科夫的同名小说。为写音乐，肖斯塔科维奇差不多花了3年时间，1934年1月，初次登台就引来如潮好评，轰动一时。斯大林也听说了这部歌剧，1936年初他亲临剧院欣赏了一番，但毫无表示，连个掌声也没给。斯大林是政治领袖，又是艺术行家，他的表态事关生死。没隔几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便发表文章《混乱的音乐》，称此剧是“小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流毒”。这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很严重的文艺罪名。

30多年前，我们赶上了中国政治环境严峻的时代，和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一样，凡事都讲阶级。从表面看，两国看待文艺作品的眼光有诸多近似之处，比如说好就是无产阶级，说不好就是资产阶级，但仔细分析，差别还是明显的。

苏联评论“麦克白夫人”的文章首先还在强调音乐：听众从一开始就被歌剧中故意制造的乱七八糟的音响惊呆了，旋律的间隔、音乐的元素被淹没，溜走了，一再消失在轰鸣声和叽叽嘎嘎的尖叫声中。跟住这种“音乐”是困难的，记住更是不可能的——类似的语言，其实在各国的音乐评论中并不少见。但如果放在三四十年前，我们批判文章的标题用的绝对是“为×××翻案”、“卖国主义”和“反动”之类的字眼。那时的大批判文章通篇无一句论艺术，都是从政治入手罗织罪名，例如批《海瑞罢官》，批《清宫秘史》，批《谢瑶环》。说“小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大概算是最轻的罪名了，最多只在单位内部写写检查罢了。尽管歌剧《姆斯钦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被禁演，肖斯塔科维奇也吓得半死，但他还可以继续创作，人身依然自由，据说是因为他写过一首电影插曲《清晨带着凉爽问候我们》传遍了全世界，救了他一命。可是，吴晗写下那么多紧跟潮流的文字都不足以拯救他，田汉还是国歌的词作者，依然瘐死狱中，尸骨无存。

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文艺与我们过去的那个年代相比，可以说有三大区别：一是始终歌颂爱情，二是从不脱离人的日常生活，三是或多或少还能以艺术作为评价的依据，起码是依据之一。

不必说小说、话剧、电影，仅从苏联的流行歌曲就可以看出，其爱情的永恒性，即便在最残酷的时期也毫无削弱。《乌拉尔的山楂树》、《喀秋莎》、《红莓花儿开》，还有斯大林之后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眷恋之情大胆、明快、炽热、深长，放开胸怀赞美爱情，没有任何顾忌。尤其是《乌拉尔的山楂树》，居然有点三角恋，“秋天大雁的歌声已消失在远方/大地已染上了一片白霜/但是在这条崎岖的山间小路上/我们三人至今还徘徊在树旁/他们谁更适合我的心/我无法分辨/终日彷徨”。在苏联，意识形态对爱情歌曲不但不苛刻，而且大开绿灯，《红莓花儿开》曾获斯大林文艺奖，或许他们觉得革命与爱情并不矛盾，还会互相促动。可惜，这类歌曲在我们的那个时代基本禁绝，好不容易有个《九九艳阳天》、《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后来都遭到严厉批判。在苏联，革命需要爱情，战场同样也少不了爱情，《喀秋莎》这首歌在二战时就唱遍了沙场。而我们的烽火岁月里，歌曲大多是直白的表述，不是大刀便是仇敌。其实，敢于唱起情歌去打仗，恰恰表明歌者的自信，在那深情的音调里，寄托了对生活的向往——打仗难道不就是为了生活和爱情吗？直至《十五的月亮》等歌曲出现并且走红，我们似乎才有点明白了家庭、生活与战争的关系。

苏联的文艺，即使在斯大林时代，也洋溢着生活气息。且不说那些文艺杰作，就连《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这类影片，生活化的细节也比比皆是。三四十年前的中国人为什么对这两部片子百看不厌，除了表演远胜于我们那时的电影外，就是因为生活气息——有了生活就有了情调，有了情调就可以动人。我们当时处处要求革命第一，连春节都强调“过个革命化的春节”，文艺自然与生活无缘。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一首《军港之夜》，仅仅是水兵在那里摇了两下，都让有些人难以容忍，大张挞伐，更不必说“文革”的文艺是个什么模样了。当时尽管也提“火热的生活”，但那并非常人的生活，而是阶级斗争再加体力劳动。整整一个时代，文艺作品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生活情景和生活语言，要么出自反面人物胡汉三（电影《闪闪的红星》）、汤司令（电影《地道战》）、胡传魁（京剧《沙家浜》），要么来自苏联革命历史片。俄国革命水兵边啃鸡腿边看芭蕾《天鹅湖》的镜头，让我们大饱眼福；列宁警卫员瓦西里的那句“面包会有的”，竟成了中国人的经典词语，流传至今；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也夫拿个小梳子梳头的动作，更是一代人熟悉甚至模仿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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