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是如何从座上客沦为阶下囚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 曾被列宁称为“受党爱戴的人”

　　对于布哈林这个名字，中国共产党人一点不陌生。早在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阅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启蒙小册子走近马克思主义的。此书成为当年每个入党申请人的必读书。

　　随着斯大林1930年代的大清洗，布哈林这个名字从我们的记忆中被“清洗”掉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对农业发展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道路认识的深化，布哈林再次走近我们。当年布哈林与斯大林激烈论战并最终造成个人悲剧的“新经济政策”，后来被誉为“唯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布哈林本人也被誉为列宁身后布尔什维克高层最理解新经济政策意义的人。19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还掀起了一股“布哈林热”。

　　经济政策论争被上纲到政治斗争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是继承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代表人物，但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间发生了冲突。

　　托洛茨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了超工业化计划，主张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增加赋税等牺牲农民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布哈林认为这将破坏苏维埃政权工农联盟的基础并出现灾难性后果。他针锋相对地提出：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应该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换，应该进一步减少对农民的限制，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使农村雇工合法化，减少农业税收，让农民自由地种地、生产和销售粮食，同时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从而获得农民的支持，促进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布哈林有一句名言：“俄国将拉着农民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布哈林“阶段性不能超越”的新经济政策观。在1925年党的十四大前夕，布哈林向农民发出号召:“发财致富吧！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要担心有人压制你们。”

　　季诺维也夫指斥布哈林的讲话是“富农倾向”，并强调富农的危险性，要求对富农保持压力，增加对富农的税收，部分地恢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广大型集体农庄，更加重视工业的发展。季诺维也夫强调说：“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退却，它的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不能掩盖新经济政策的消极面，必须防止右倾的危险。”他还特别攻击了布哈林让农民发财致富的思想。

　　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经济政策上的论争，客观上配合了斯大林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场关于经济政策论争的初期，斯大林静观双方争执，一直不表态。斯大林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布哈林的经济才干和理论权威地位，在驳斥和批判反对派的斗争中占得先机。斯大林一方面赞同布哈林的主张有现实操作性，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又要布哈林承认“发财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

　　布尔什维克1925—1927年间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布哈林的思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对布哈林进行猛烈抨击，而斯大林营垒则称布哈林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我党最优秀的干部”、敢于“说出自己思想”，是“我们大家全体爱戴和支持”的人。

　　后来，当托季联盟被彻底摧毁后，布哈林这个昔日功臣、斯大林的座上客沦为了阶下囚。

　　斯大林大权在握后便试图改变新经济政策，开始雄心勃勃地执行“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这样，布哈林的经济政策又不可避免地与斯大林“对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发生严重对立。

　　美国人科恩在《布哈林》一书中说：“斯大林的政策人为地制造了1932—1933年的饥馑，俄国历史上最可怕的饥馑。”50多年后《真理报》报道：“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饿死的人大约有三四百万。”这是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一个数字。

　　1927年秋冬，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危机的原因是富农囤积粮食和商人投机倒把，主张采取反对富农的强制措施，包括没收余粮。斯大林还强调要在1932年秋冬之前，在所有的粮食生产地区完成集体化。

　　这就使“农业集体化运动”达到了“狂热的顶点”。由于要求太高太急，不少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为了达到集体化的百分比要求，一些地区大刮浮夸风，以行政命令代替说服教育，有的地方竟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一些地方领导人出于“邀功请赏”心理，公然违反中央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只是把基本生产资料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的指示，蛮横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也实行了公有化。于是，有些农民就用屠宰牲口的办法进行反抗。据披露：1929年头几个月，在全国3400万匹马中，有1800万匹被宰；1400万头牛被宰， 67%的羊被宰……

　　当布哈林在下面看到一片触目惊心的饥馑景象时，感到如果不站出来说话就“有昧于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良心”。在1928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和斯大林发生了激烈争吵。在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化农庄遭到布哈林反对时，斯大林说：“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这就把经济政策论争上升到了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高度，也表明二人政治、经济上的冲突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布哈林骂斯大林是“渺小的东方暴君”，并且退出会场。随后，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提交了事先写好的辞职声明。据说，斯大林接到这些辞职声明时，脸色苍白，双手哆嗦。不仅如此，从1928年底到1929年初，布哈林还连续发表3篇文章，不点名地对斯大林的路线进行了公开抗议。其中《列宁的遗嘱》一文，阐明了列宁晚年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篇反对斯大林经济政策的宣言。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一起再次批评了斯大林的过激行为。

　　斯大林的经济政策在现实中遭遇了挫折，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他在会上被迫作出让步。

　　然而斯大林有着“文过饰非”的心理，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甚至会做出“掩耳盗铃”的举动。斯大林忌讳提饥馑，只要一提“饥馑”这个词，立即敏感地判定为“别有用心”，“反革命鼓动”。斯大林对一个胆敢在政治局会上谈到饥馑的人咆哮道：“你应该辞掉州委书记和乌克兰中央委员的职务，到作家协会去，去写童话，好给傻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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