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训:特权阶层革了自己命(2)

　　从1991年开始，我国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著述，从各个方面和不同视角分析苏联解体问题，不过，从苏共兴衰角度进行研究的著述并不多。2000年，社科院设立“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第二年，该课题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李慎明出任负责人，其他10余位成员也都是该领域的权威专家。一位参与《居安思危》编纂工作的专家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为了写好书，我们对很多曾任苏联高级领导的人进行过访谈，内容都写进了书里。”

　　2005年上半年，课题组确定了专著的基本框架。中纪委驻中国烟草总公司纪检组组长潘家华等人获悉消息后，建议课题组先制作一部电视政论片，“看看效果如何”。一年后，一部名为《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的8集党内教育参考片问世。中纪委和中央政法委的有关部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观看。不久，一些省市地的相关部门也组织人员进行观看。

　　这部时长约为5小时的参考片，在内部放映时引起了热烈反响。李慎明介绍说，一些单位原打算分两个半天看完，但刚放完前几集，观看的人就一致要求一口气看完。放映过程中，人们屏息静气，很少走动，一些烟民都顾不上到场外“吞云吐雾”。有的单位还自发举行座谈会，畅谈观看体会。后来，该片的解说词公开发表，备受关注，有人甚至不远万里从外地乘飞机到北京找片子、购买解说词。

　　李慎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纪委宣教室的领导同志，都很支持我们制作这套纪录片。我们特意把首映地点选在深圳，因为那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想看看反响怎样，结果反响非常好。这样一来，编纂这部书的同志心里就更有底了。”

　　2011年初，经过近10年的调查、撰写，《居安思危》终于面世。该书共47万余字，从苏共基本理论与指导方针、意识形态工作、党风建设、特权阶层等方面，深刻剖析了苏共亡党的原因。山东省济南市某机关的工作人员王文恺看过此书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但此前一知半解。看完这本书后，感觉惊心动魄。苏共亡党的教训太深刻了，书里的很多内容值得我们深思。”

　　问题出在苏共内部

　　苏共在只有35万党员的时候，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却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之时丧失执政地位并被解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李慎明说：“尽管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苏共的蜕化与变质。”

　　《居安思危》一书认为，苏共从其领导人赫鲁晓夫（1953年9月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起，就开始逐渐蜕变。1961年，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错误理论，并在党的纲领中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列主义的核心理论。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值世界观形成的青年时期。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共历史的做法，以及其“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都深刻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多年以后，他曾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在马克思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马克思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因此，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他明确表示，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针是要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更是要让苏共放弃其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地位，把国家权力中心从共产党手中向苏维埃转移。

　　1990年7月，苏共在苏联解体前举行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从此，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以及意识形态多元化，正式成为苏共的指导方针。各种反共组织趁机建立并发展壮大，开始用各种方式同苏共展开斗争。此后一年内，苏联出现了大约20个联盟一级的政党，加盟共和国一级的政党更是冒出了500多个。它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了促使苏共下台和解散的力量。

　　因此可以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居安思危》也首次提到了“特权阶层”对苏共的腐蚀和影响。
(责任编辑：陈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