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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

2011-06-14  本文来源于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    作者:王兆成 订阅《红星报》 | 向苏红网投稿
除了完成对于死亡人口数据的讨论外,本书还对已有的饥荒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拓展与发挥。鉴于各地人口死亡规模的大小差异,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口死亡规模的大小差异,与其讨论“民主制度下没有饥荒”,不如讨论“同一集权制度下饥荒程度何以存在巨大的差异”,亦即“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出现特大饥荒”或“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只有不大的饥荒”或“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没有灾荒”。

  ——关于《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的写作说明

  最近在网上读到一篇佚名文章,题目是《我经历过的“灾荒年”》,说的是1959~1961年江南水乡的一位高中生对于灾荒的回忆:

  我是1995年上的高中,学校离家二十多里。一上高中,户口就迁到了学校,在校住宿,每月定量三十斤。记得那时的伙食标准和初中时一样,八块钱一月,觉着吃得还不错,经常有肉吃……

  到1960年,困难时期来了……农村人的每月口粮一点点地减少,减到二十斤、十几斤。但最要命的是,蔬菜很少,没有替代品吃。有个星期天我回家,走到村上一看,有的树光溜溜的没了树皮。我很奇怪,一问才知道,这些榆树的皮都被人剥下来吃了。有人叹着气说:明年这些树就死了。家人告诉我,吃草根、野菜、树叶的很多,还有吃观音土的。

  我爸是小学教师,每月定量二十八斤。他四十左右年纪,当然吃不饱,因此比较瘦,还得了“浮肿病”……我在学校,定量始终没减,三十斤,比我爸还多二斤……整个困难时期,我没听说我家乡有人饿死……我家乡是鱼米之乡。以中国之大,比我家乡差的地方肯定很多,“灾荒年”饿死人的事我不相信没有。但网上言之凿凿,说死了三千万,不知这数字从何而来。

  网上流传着一本一个名叫惠文的作者当年在四川省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的日记。他对于当地人口死亡的记载来源于他的调查和有关知情者的透漏。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为一个联社,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到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动力40余人,只有2人活着回来。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养马区火盆公社第五大队新民生产队,在困难时期20多个主劳几乎死光……剩下的尽是些老弱、妇女、儿童。缺乏男劳力搞生产,抢种抢收时节十分困难,只好通过上级统筹调派别队的劳力去支援。

  当时死了人,埋葬很简单,用稻草、席子裹着,绳子一捆,抬到山坡上打个土坑软埋下去就行了。由于浮肿病使劳动力丧失,有的生产队死了人还找不到人抬出去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把死人抬出去埋掉就算是好事幸事了。

  由于死人埋得浅,没有棺材装,就给一些活着的人钻了空子。死人刚埋下去,往往夜间就被挖了出来,身上的衣服被剥去,身上的肉被割走。在山坡上,一些新坟往往中间一个坑,前面乱稻草一堆,破布片几块,无疑,就是被偷盗了的坟墓。简阳县城边的桥上,赶场天有用土钵装着绵条条带黄色的熟肉片卖,其上面撒了海椒面,钵边撬着一双筷子,卖者高叫卖瘟猪儿肉,三角钱一片。听社员讲,那就是在卖死人肉。还有些人摆地摊卖的旧衣服,也往往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责任编辑:苏红网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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