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1957年前后的一些事儿

　　资料图：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

　　1959年1月，陶铸（左三），王匡（左一）到东莞虎门调查时，与正在此间劳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师生座谈 （陆键东/图）

　　“狂飙为我从天落”：1957年前后的一些事儿

　　“历史真实”其实是一种很脆弱的形态。它往往受制于历史自身所具有的“屏蔽功能”。从传统的含义出发，历史是人类生活的痕迹，历史自身的“屏蔽”不仅仅单指人为的屏蔽，往往还包括风云翻覆、时势热点瞬间易转等等。“雨骤风狂，落红无数”，这是它很贴切的形容。

　　比如，历史中的“1957年”，是一个具有标识性的特别年份。半个世纪过去，今天开始看清，作为一个年代的转折点，“1957”不应是单纯的一个纪年，从一个运动的全过程看，它至少需要包括从1956至1958这整整三年的光阴。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均演到极限，形成巨大的反差。单从众多著名的事件中挑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即可算是“戏肉”极足的一折。毛泽东的报告是将他先前已有的威望再推向高峰。毛泽东论“人民内部矛盾”，实际是将国际国内的方方面面都说到了。毛氏口才极佳，纵横捭阖，显示了一个驾驭大国的强者的气魄——尤其是在刻板有余、活力不足的蒋介石的余影犹存下，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场不少聆听者是统战人物）。这些都是很撼动历史灵魂的。
(责任编辑：苏红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