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周朱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大不幸
博古当时是我们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很年轻,长征的时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挥反“围剿”的过程中,在指挥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有一些失误。那么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换领导权的问题。博古在当时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要做一个调整。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确。
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同志。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我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那么这次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是有东西留下来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
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都坚决地站在中央这边,比如说与张国焘的分裂倾向的斗争。博古后来在牺牲前多次回忆周恩来与他那天晚上的谈话,可见对他印象之深。
这难道不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吗?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层里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中,作出了无人取代的独特贡献。
(责任编辑:李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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