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上台最大的“靠山”是谁？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在米夫的高压下，实现了共产国际把中共改造成一个完全“忠诚”它的支部的愿望。改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会后不久，王明又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这样，就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掌握了党中央的实权。这当中，米夫是把王明推向中共最高领导人“宝座”的最大支持者。

　　王明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人。1925年10月，湖北中共党组织送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王明在中山大学因俄文说得好，理论背得熟，很快就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把他送进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深造，准备把他培养成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米夫安排王明为重要翻译，直接参加大会工作。在选举“六大”中委的筹备会上米夫说，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理论水平很低，暗示大会选举王明等人进入中央，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以偿。之后，米夫亲自安排王明担任中山大学党的支部局书记。在米夫的支持下,他拉帮结伙，组织宗派小集团，打击和陷害很多党的好干部。

　　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瞿秋白，团员有邓中夏、王若飞、蔡和森、陆定一等同志。中共代表团并不同意王明宗派小集团在中国革命的一些策略问题上的意见，曾经同王明等人发生过争论。尽管王明等的观点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却得到了米夫的支持。于是瞿秋白就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的主要打击对象。

　　1929年2月，王明回到上海，发表过许多带有“左”倾思想的文章。王明在国内开始工作的时候，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29年下半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好转。在新的形势面前，共产国际陷入了盲目性，他们错误地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三时期”，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提出各国党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工人阶级去解决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任务”，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形势、阶级关系以及革命转变的速度，都作了过“左”的估计。

　　在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共党内“左”的思想膨胀起来。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犯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王明抓住这个机会，打起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1930年7月，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左”倾冒险主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时。王明、博古等人纷纷提出不同意见。他们不是批判李立三的“在”倾错误，而是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李立三对王明等人的结伙起哄十分恼火，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和“小组织者”等帽子，撒销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等一切职务。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等3人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1930年8月，瞿秋白等同志回国。9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李立三也承认了错误，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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