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当成教授
1989年江泽民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
“江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说,“他急于知道自己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说,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去20多年了,其中还有10年是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恳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
“他经常不知道该穿什么”
江泽民渐渐适应了,越来越挥洒自如了。由于地位、礼仪和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需要,江已经感到没有个人生活可言了。他向老朋友沈永言抱怨他所受到的种种约束。
“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衣着,”沈注意到,“他经常不知道该穿什么。”有一次沈访问中南海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正要结束的晚餐,告诉江他需要更换服装参加下一场活动。“我问道是否可以让我跟他去看看他怎么着装,”沈笑着回忆说,“当我们走进江的卧室时,他的衣服已经摆好了。由于他要会见工人代表,他只能顺从地脱下他的西式运动茄克,换上扣子系得很高的毛装。但是他的助手,就像学校老师对7岁小学生说话一样,温和但简略地说,‘不,您必须把衬衣换掉。’就连他的鞋子,也为他选好了。”
(责任编辑:李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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