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召开地遵义是哪位红军将领打下的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刘伯承由瑞金红军总部赴第五军团上任。第五军团军团部设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等热烈欢迎刘伯承的到来。虽然中革军委通知明确说刘伯承是来当军团参谋长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当做总参谋长看待。第二天下午，在庙宇的大殿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由刘伯承作部队转移的动员报告。本来应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刘伯承新任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可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却说：“现在请刘总参谋长讲话。”刘伯承听董振堂这样介绍，略一迟疑，本想把自己被贬职的经过跟大家说清楚，转念一想，这里面涉及到和顾问的争论及中共中央上层的一些事情，不便于讲，于是改了话题：“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啰。”这一生动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战术上的失策。大家频频点头，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他继续说：“任何军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蒋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国地盘，有几亿人口、几百万军队；而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只有300万人口、十几万红军。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不顾条件地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规化的阵地战，这样，实际上把主动权送给敌人，使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年来的战争事实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要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这就是刘伯承就任第五军团参谋长的第一席讲话。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从中央苏区出动，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一连几天，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约86万余人，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出发，向贡水与信丰河（桃江）之间突围集结地区开进。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留下项英、陈毅等，率1.6万余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突围方向是西进湘西。横亘在面前的第一道障碍，是国民党军陈济棠部沿桃江东岸修筑的碉堡封锁线。21日，红军开始冲击这道封锁线。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左、右两翼展开，红九军团、红八军团分别随后掩护跟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陈济棠原是由广东地方军阀归顺蒋介石的，他一直提防着蒋介石削弱和吞并他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开始以前，中央红军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种矛盾，曾与他进行过秘密谈判，缓和了双方的关系。因此，红军在第一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大的抵抗，25日，全部顺利渡过桃江。但已暴露出行动迟缓和指挥混乱的严重弱点。本来8万之众的长距离转移，又要对付国民党军沿途的围追堵截，理应做必要的准备和精简，然而红军仓促上路，又缺乏周密的行动计划，还携带了大量笨重物资器材，占用许多人力，影响道路通畅和行军速度。一道布防并不严密的桃江封锁线，竟花费了整整4天时间。这正孕育了前进道路上的危机。

　　刘伯承积极履行起第五军团参谋长的职责，经征得董振堂的同意，为第五军团制定了严密的行军、作战方案，并切实组织实施。他采取互相掩护、轮番转移的办法，让军团所辖第十三师与第三十四师两个师稳妥地交替前进。又抽出主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担任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及时部署阻击，确保整个红军的安全。还派遣军团侦察部队前出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隐蔽主力行动意图。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五军团从兴国城外直到桃江，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本身没有受到损失，也很少有人掉队。25日，第五军团最后过桃江，人马正沿着浮桥有秩序地行进，忽然远后方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据侦察报告，是敌军追上来了。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供给、运输等有马匹的单位下水徒涉，浮桥让战斗部队和机关使用。当人马过完，又命令拆除浮桥。敌人追到江边，无桥可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大队人马逶迤西去。

　　蒋介石又令陈济棠、何键在湘粤边境的汝城、仁化和乐昌、宜章、彬县之间设置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由于蒋介石还不了解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只是采取一般性的防堵措施，敌军各部一时也没能及时到位，尤其是陈济棠唯恐红军进入广东，只派少量部队在汝城、仁化一线虚张声势，主力却撤向新田、安远、大庾、南雄等地布防，所以红军通过这两道封锁线也未遇到多大的麻烦。不过，倒是自己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作战能力，招致了一些损失。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终于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是部署何键以及粤、桂、黔境的部队进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形势变得对红军十分不利。

　　在向湘江前进途中，一天傍晚，刘伯承率司令部及部分战斗部队，在湘桂边界的文市附近，被敌军截断了去路。这时一不明敌情，二不明地形，有人建议乘敌人立足未稳打过去。刘伯承没有采纳，一面让部队隐蔽，一面观察敌人的动静。他看到敌人并未发现自己的部队，立即命令部队继续隐蔽待命。天黑以后，他命令每人左臂扎一条白毛巾，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进，终于安全脱离了敌人。过后，他对部属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部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不让中央纵队的后尾暴露。

　　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部队开始行动，先头部队一部奋勇穿过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赶到渡口。28日，国民党军赶到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红军各部队面对配备有飞机、大炮的优势敌军，浴血奋战，拼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江。但红军各部队伤亡严重，第五军团作为全军后卫，打得尤其艰苦。第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在激烈的战斗中，刘伯承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董振堂让他先撤过江去，他说：你们都先走，我断后。直到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他才骑着一匹老白马跨入湘江，他不断招呼司令部的人员快速前进，对紧跟在身后的一位小战士说：“来，小鬼，拽紧马尾巴，别让江水冲跑了。”上得岸来，他回身看着大片倒下的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描述了他和广大指战员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本来打算率领红军到湘西与先期到达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国民党军抢先占领了城步、武冈地区，堵住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路。中央红军遂沿西延山脉进入贵州东部。12月15日，前锋红二师，击溃黔敌1个团，攻占黎平。军委纵队17日入城，在这里休整了3天。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在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23日，博古来到第五军团驻地洪州司，向刘伯承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中革军委的任命。

　　黎平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乌江，西向遵义前进，左、中、右三路直插乌江南岸。中路是由刘伯承统一指挥的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第二师、干部团。刘伯承命令第二师第四团在猪场（珠藏）对岸开辟渡口。他亲自带领红一方面军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在江边试验架设浮桥。眼前的乌江约有250米宽，水深浪高，对于没有船只和相应器材的红军来说，架桥的任务十分艰巨。刘伯承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终于想出了利用竹、石搭浮桥的办法，以竹筐装填重石代替铁锚，以多层重叠的竹筏充当桥墩，中间再以竹筏连接起来，上铺木板作桥面。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附近派有2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红四团以强渡结合偷渡的手段，从江界河突到乌江北岸，乘胜攻占猪场。工兵部队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及时架起了一座宽5米的浮桥。1935年1月3日下午，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等顺利通过了浮桥。毛泽东走上了浮桥，不住声地赞叹：“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与此同时，左路纵队第三军团从茶山关强渡，右纵队第一军团、第九军团从回龙场强渡。中央红军胜利地突破了乌江天险。

　　一过乌江，刘伯承立即率部奔向团溪，行军途中，他向二师第六团政治委员王集成交代夺取遵义的任务：从团溪过新场、龙坪场，离遵义城30公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秘密，要全歼，不许有一个漏网，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他强调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

　　王集成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这股敌人，不使一人漏网。”

　　谈话间，参谋送来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刘伯承接过一看，见是朱德总司令发给他和三军团领导彭德怀、杨尚昆的。命令第三军团渡江后以1个师截断遵义、贵阳间交通，另1个师加入攻占遵义的行动，并暂归他统一指挥。他不禁喜上眉梢，说：“这下可更好了。三军团截断了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来援兵了。他们还派一个师来跟我们协同作战，可以有把握地攻占遵义。”

　　王集成说：“王家烈的双枪兵我们领教过，一定能拿下来。”

　　天下着大雨，红六团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出发了。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也麻痹了敌人。深溪水的敌人以为大雨之夜不会有情况，尽情打起了麻将、牌九，午夜过后才放胆入睡。睡兴正浓，不料红军突然打进了镇子。许多敌兵被枪声惊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敌营长企图逃窜被打死了。红六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插到了遵义近郊。

　　为了详细了解遵义城防的情况，王集成从俘虏中找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向他们讲清红军的俘虏政策，说明红军是打倒军阀地主，为了穷人翻身解放而战斗的。王集成对俘虏说：“我们今天就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的情况详细报告，说得对的事后有赏。”那个连长一听，急忙站起身来说：“长官，红军对我们这么好，小人哪敢不效劳。”接着他说出了遵义的城防工事和守敌的位置，并画了一张草图。另外的俘虏做了补充，证实连长说的是真的。谈完话，发给他们每人3块银元。他们捧着银元说：“我们当官的说你们杀人放火，抓住俘虏挖眼掏心，我们刚被俘时真害怕，没想到你们是这样好的人。”

　　遵义城的底细摸清楚了，红军手里又掌握着一批俘虏，王集成与团长朱水秋研究后，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刘伯承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

　　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那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队伍顺利地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像潮水和疾风一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驻守遵义的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几天前就已闻风逃走了。

　　刘伯承立即将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德。1935年1月7日21时10分，中革军委通告全军：“我二师今2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遵义守军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想到这一点，刘伯承与聂荣臻立即赶往第二师驻地。第二师进城后正在号房宿营。刘伯承、聂荣臻一到就说：“不行不行，四团不能休息，有任务。”第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迎上来。刘伯承接着解释说：“六团实际上是智取遵义，因此，敌人有3个团的兵力从北门逃走了。这是一股后患。必须歼灭这些敌人。”说着，又指着刚刚展开的地图向耿飚、杨成武下达命令：“你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然后占领桐梓。这个任务很重要。”聂荣臻在一旁补充说：“六团昨天比较疲劳，这下该用着你们这个主力团了。怎么样？”“坚决完成任务。”耿飚、杨成武齐声回答。刘伯承、聂荣臻微笑着点点头。刘伯承又对战斗做了具体布置，要求第四团“夺关快、伤亡少”。第四团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了板桥镇。根据刘伯承“夺关快、伤亡少”的指示，第四团领导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经过侦察和调查，他们认为不宜正面硬攻，而应采取正面佯攻，侧翼抄袭的战术才能奏效。要实行抄袭必须有路。在一位老猎人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位猎人说，早年间从板桥镇到娄山关，一直靠一条小道通行，后来修了公路，这条小道便无人再走。第四团领导据此做出了战斗部署，以大部兵力担任正面主攻，以侦察队和小部分兵力走小路迂回侧后。1月8日，第四团发起了攻关战斗。正当守关黔军集中力量进行正面防御时，不防红军迂回部队从背后杀了上来。在红军前后夹击下，黔军很快被摧垮，残存者慌乱地向北逃窜。第四团一路尾随猛追，于当天占领了桐梓城。第四团的胜利行动实现了红军总部打开入川通路的意图。同一天，朱德下令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由干部团担任遵义警卫工作。并将各军团分别部署到遵义周围和乌江北岸，防备南北两个方向上敌人的可能进攻。

　　这时蒋介石派空军侦察，得到的报告是红军在遵义、桐梓、仁怀一带集结，动向不明。蒋介石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红军警戒。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扩大的参加者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刘伯承、第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由总书记博古主持，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人的强大，作为不能在中央根据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报告。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指挥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础。会上，朱德、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都发了言。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称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常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毛泽东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提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有第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做接应；二是那里人稠物丰，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三是四川交通闭塞，当地军阀向来排外，蒋介石想往里大量调兵不易。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1月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