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老情书”

　　本书从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的爱情入手，涉及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感情真挚，文笔流畅。不仅详细披露了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的过程，还穿插了许多周恩来总理当年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更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性和怀念意义。

　　“我们在通信中确立关系”

　　广州，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的起点。1925年8月8日，这对分别了4年多的年轻恋人相聚了，84岁的邓颖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既没有我们可以登记的地方，我们也没有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我们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是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

　　那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是特地从天津南下来和周恩来完婚的，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同事和朋友们知道他们结婚后，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夫妇就在离住处不远的太平餐馆请了两桌西餐，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

　　那天热闹活泼的情景，邓颖超在晚年还向自己的秘书赵炜生动地描述过，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的赵炜至今说起来仍情趣盎然：

　　张治中要邓大姐介绍他们的恋爱经过，大姐对我说：“怕什么！要我说我就说。我啊，因为个子矮，噔一下就上了凳子，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还特别为我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我当年‘五四’运动在天津是演讲队队长，这点事我怕什么，所以我站在板凳上就讲，把我和恩来怎么相识、怎么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大家听了以后连声鼓掌叫好。” 当时张治中就说：“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大姐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大家听了也挺发愣的，这就是大姐的习惯。那天，总理喝酒喝得很多，但酒量多大，邓颖超不知道，客人敬邓颖超的酒，总理也得代喝，因为邓颖超不能喝酒，结果那天总理醉得一塌糊涂。邓大姐说：“我第一次知道恩来能喝酒，而且第一次看他醉了。”

　　几十年过后的1954年，周恩来到广州休养工作，有一天路过当年他们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给因病未能同来的妻子写信：“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于革命之花遍开的广州，而邓颖超同样也难以忘怀孕育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1983年，在天津“觉悟社”旧址，年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到当年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进行爱国活动的往事：

　　1919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那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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