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除夕赠白梅 被赞有诗人温柔

　　1932年年底，创刊近三十年的《东方杂志》以“新年的梦想”为题，策划了一期专题，胡愈之在征稿信中如此写道：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一时之间，当时名流如柳亚子、徐悲鸿、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等人纷纷响应撰文，这一于1933年元旦出版的专题也成为民国史上最著名的专题之一。

　　然而，就像鲁迅在《祝福》开篇说到的那样：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民国那些名士，是如何度过旧历新年的呢？

　　无可无不可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废除旧历改用阳历。但民间传统显然无法于一日间革除，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照例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有鉴于此，1913年7月，继任大总统的袁世凯采取了折中的方法，批准以每年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起开始实行。这也就是春节一词的来历。

　　尽管坚守传统的人仍是多数，但新旧之风的犬牙交错，毕竟影响到了普通百姓，对于过节，人们有了不同的态度。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他的父亲则说道：“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最有代表性的是1915年，几位名人选择的度岁方式，各不相同。

　　这一年，梁实秋的清华同学吴宓，把除夕当做“充电”的好时机。1915年2月13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阴历除夕，校中放假。餐后，携仲侯游于琉璃厂各书肆。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

　　而在鲁迅的日记中，又可见民国的另一副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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