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我与夏衍交往五十年

   

　   1977年“四人帮”垮台不久，我从加拿大回到北京，那时已是阳光普照大地。但十年的噩梦人们都还深深印记。“十年动乱”中文艺界无疑是个重灾区：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老前辈都受到无情的残害，我听说夏衍同志被打断了一条腿，本来是那么精干的人，现在成了残疾，走路很艰难，回到北京我首先想到要去看望他。

         夏公和猫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奔南小街一条小胡同。那条小胡同在“文革”前我去过许多次，但这次却找了好半天，才寻找到那个小小四合院。门没有上栓，我一推就开了，小院洒满阳光，不远处有一张小桌一把藤椅，那都已经很旧了，夏衍同志坐在那张藤椅上。见有人进来，他有点惊异，两分钟，还没有辨别出是谁进来了，我快步走向前，他很想站起来，我已走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双手，好一会儿他才回过味儿来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不走了吧！”我一劲儿点头，心里酸酸的，眼泪差点滴下来：“夏公，我好想你啊，看您的脸色不错，就是太瘦了，还是吃的那么少吗？……”

　　暖暖静静的院子里，有两只狸花猫和夏公作伴，可能是母女俩，大的端坐在桌子上，小的却伏在夏公的肩头，不断的爬上爬下，夏公却悠然自得，有时用手抚摸一下。几乎所有和夏公较亲密的人，都会知道他爱猫，而且他总是把猫赋予人性。我们家也爱养猫，特别是住在平房的时候，可以镇住老鼠，如果不养猫那就等于养老鼠，但是我偏爱长得好看的波斯猫，雪白的，脸扁扁的，眼睛两色的。我曾对夏公说，您的猫不好看，狸花猫不美，我送您一只“白雪公主”好吗？他拒绝，认为波斯猫太娇气，而狸花猫既能捉老鼠又富人性，他最喜欢。说起夏公和猫，不少人都知道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文革”期间，夏公被关进监狱，夏公家的老保姆和两只狸花猫仍然住在老房子里，她们想着夏公被抓走了，不过十天半月的总会回来吧，所以一直平静地等待着：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过去了，都毫无音讯。老保姆还有点积蓄，能维持她和猫的生活，她们相互慰藉，都在等待着相信夏公总会有一天会回来的。到了第六个年头，老保姆年老体衰，得病不治而亡故了。家中就剩下两只狸猫。原本在家里是有老保姆喂养的，老人一去不归，就断了粮。听说这两只猫虽然夜间常出外觅食，但不管是深夜或黎明，仍然会回到这个家来等待，哪怕是蜷伏在报纸堆里，都从未离开过，不管外边的世界怎样混乱折腾，这双猫始终未离开这个家。十年以后，夏公终于回来了。从一个健康精干的中年人，变成一个残了一条腿的老人，拿着一根拐杖，艰难地回到这个家。这里虽然已面目全非，但到底曾经是家，他已经听说，老保姆已离开人世，但狸花猫呢。他无声地坐在院子里，某日他像是听到响声，却静悄悄的，老狸花猫慢慢地拖着极疲累的身子慢慢踱到老人脚下，用他曾是敏锐的鼻子嗅嗅主人的脚，好像是无力跃上主人的怀抱，而是在地下慢慢地踱步，走了一圈又一圈……第三天，这只猫伏在院子一角终于上他的天国去了。夏公无言，猫多么仗义多么忠心多么多情啊，难道这不是比人还人性么？

　　80年代夏公搬到六部口的一个比较宽敞的四合院，有三间房也修缮得比较舒适，而老人住在后边小三间北房。他的居室不大，一张小床，旁边放一张茶几，不像桌子，这就是他的办公地方了。他从床上起来就坐在一张小沙发上，无论见客人谈话，还是吃饭还是写文章都在这么小方块地方，有时吃饭也走到那间较大的房间，那既是客厅又是饭厅的地方。他搬家以后我和凤子第一次到他的新家时，一进大门感觉不错，顶宽敞的。木柱子还油了红漆，小院子里还栽了几棵翠竹，从小房向外望去，能看到翠竹随风摇曳的影子。我们一进房间首先看到的又是两只狸花猫，还是一老一少，那只老的正面对夏公端坐在小小的书架上，而那小的就是伏在夏公的肩头，那还是南小街小院的景致吗？有一次正好夏公吃午饭，那只老猫坐饭桌上，正陪着夏公用餐哩。老猫静静地端坐桌上，小猫则在地上咪咪叫。我和凤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相视而会心微笑，夏公和猫是分不开的一家子，正如夏公所说，猫是通人性的。
　　
初识夏公，初读夏公

　　我第一次与夏衍同志见面是1942年，他从香港经桂林到了重庆，不久他与金山、于伶、司徒慧敏等在重庆筹办了“中国艺术剧社”，因为有好的社会关系支持，这个民间职业话剧团比“中华剧艺社”的条件优越的多。他们演出了巴金的《家》，轰动一时，以后不断有新剧目演出。而夏衍的话剧作品最初是由“中华剧艺社”演出，《一年间》、《愁城记》、《法西斯细菌》则是由“中国万岁剧团”演出的。《愁城记》演出时卖坐不大好。《新华日报》登了我写的一篇剧评，对该剧作了介绍和分析，我当时写的这篇剧评很不像样子。夏衍当时已经是文化组的负责人之一，我虽然知道他，但还不算正式认识吧。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才正式见了面。开会前他来了，他好像特别注视着我。看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却很随便地向我伸过手来，说：你就是戏剧界朋友都认识的青年剧评家呀？我脸都红了和他握着手：请你原谅，我写的太糟了，还挨了恩来同志一顿批评才写的。我刚刚开始学习哩。夏衍倒是笑笑说：果然很年青嘛，你二十岁都还不到吧，他们还有人称呼你大姐哩。当时我心里有点别扭说，我已经满二十岁了，谁让他们称我大姐哩。以后夏衍常常来曾家岩50号参加南方局文化组的会，我们也就慢慢地熟悉了，就像和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一样。不久我又写过《法西斯细菌》的剧评文章，夏衍也表示满意，但我们除了工作的事，接触不是很多。

　　当我在广州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夏衍写的《包身工》。我是从这篇报告文学中初次具体认识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可以说是我对革命认识的启蒙吧，以后又读过他翻译的《母亲》。我这个小知识分子也是从前辈的不少作家的作品中逐渐在思想上有所改变走上革命道路的。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能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我崇敬的作家、艺术家们，这是我的幸运。

　　夏衍写文章的视野是非常广阔的，从分析世界形势的国际评论、政治社论、杂文、散文到文学作品到电影脚本、话剧创作，无一不涉及，而且数量也极多，我读过的仅是极少极少的一点而已，只有他的话剧创作我读的比较多些，看过的演出也不少。夏衍第一个话剧《赛金花》的演出轰动一时，也曾引起过不少争论，不过经过这么多年总算有了定论，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剧本，在当时起过很好的作用。在抗战以后夏衍所写的话剧几乎都是以知识分子，尤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从《上海屋檐下》到《愁城记》到《法西斯细菌》及其后的《芳草天涯》，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夏衍话剧创作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历史剧中对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与同时期的郭沫若和田汉等人不同：总是淡淡的，从表面进入到深层，合情合理地发展下去。对知识分子的缺点有批评有鞭鞑，对他们的优点有恰如其分的歌颂和表扬，读他的剧本有如一股清泉在心中慢慢流淌。

对夏公的一次不公正的批判

　　在夏衍的话剧创作中，有一事在老人心中始终耿耿于怀：那就是1945年在重庆演出《芳草天涯》后，《新华日报》上曾经发表过比较严厉的批判文章。我当时已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事实并不了解详情，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我又在文化组工作。忽有一天夏衍把我叫住问道：你在延安时，想来已经知道在批判我的《芳草天涯》。但你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吗？你看过《新华日报》的文章吗？这真是恩来的意思吗？当时我有点吃惊，我据实回答说，没有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在延安恩来同志很忙，特别在七大召开以前，我只见到恩来同志一次。恩来同志倒是为了延安作家们（有张庚、荒煤等参加）创作的剧本《粮食》，开过两次会，我也参加了，但恩来同志从未和我谈起重庆的事。夏公有点茫然地说，延安派来几位大作家，来重庆一面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一面要批评蒋管区文艺工作上的右倾。这一情况我当时是知道的，大作家指的是何其芳、林默涵等有四五人吧，他们到重庆后不仅召集会议结合蒋管区实际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并着重介绍延安近年所获的巨大成果，并对蒋管区的文艺工作进行总结。他们来的几位，虽然没有演员，但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演出了一场秧歌剧，剧目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受伤》等，请来不少民主人士和文艺界朋友来欣赏，因为这些秧歌剧的内容完全是反映工农兵生活的，而形式又很清新充满乡土气色，所以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来贯彻“讲话”精神呢？在重庆或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又如何实践深入工农兵呢？这些都引起重庆文艺界人士思想上的颇大波动。其实1943年在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章传到重庆，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下，曾经进行过学习讨论。恩来同志等曾说过，讲话精神一定要好好学习，也应该结合各人的思想来进行学习，但由于环境不同，做法也不可能一样，在国统区以学习精神为主，而不可能像解放区那样具体实践。因为当时像在重庆或其他国统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也难以很快就接受秧歌剧的这种形式。而作家艺术家们深入工农兵，在那样的环境下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也就是在讨论并检讨国统区文艺工作期间，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上演了，同时茅盾第一个话剧《清明前后》也演出了，立即引起从延安来的同志们特别关注，认为作为文艺界领导夏衍的《芳草天涯》的演出是完全不合时宜的，于是在《新华日报》展开了讨论和批判。

　　最近我重新翻阅了1945年的《新华日报》有关文章，那次对夏衍《芳草天涯》的批评是有点与过去不一样，即不是单独批评一个话剧，而是开了座谈会，讨论《芳草天涯》与《清明前后》。座谈会是1945年11月10日召开的，在11月28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座谈会纪要，而发言人却不用真名姓都以英文字母代替，现在读来我都感到很奇怪。我在重庆工作期间，《新华日报》用这种方式来登座谈会记录很少有，因为这样的座谈没有任何保密的必要。这篇座谈记录的内容无疑是拿这两个话剧作对比：一是正确的，好的；另一个则是坏的，错误的。对于《清明前后》无须再说，那是一部在当时有影响的好戏。那么《芳草天涯》是否就是坏戏呢？当时在《新华日报》上的批评是这样说的：“……今天后方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究竟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我以为这种批评本身就正是一种标语口号、公式主义的批评，因为他只知道反公式主义的公式，而不知道今天严重地普遍地泛滥于文艺界的倾向，乃是更为有害的非政治倾向（这是常识的说法，当然他根本上就是一种政治倾向），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成了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非法的，这个非法的思想已此调不能弹久矣，有些人说生活就是政治，自然广义的说，一切生活都离不了政治，但因此就把政治还原为非政治的日常琐事，把阶级斗争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否则就认定为公式主义、客观主义、教条主义，那是非常危险的，假如说《清明前后》是公式主义，我们宁愿多有一些这种所谓‘公式主义’而不愿有所谓‘非公式主义’的《芳草天涯》或其他莫明其妙的让人糊涂而不让人清醒的东西。”（引自《新华日报》）同时对《芳草天涯》剧本亦是有批评的，涉及到恋爱婚姻观点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非政治”主题思想，没有切中时弊。从整个座谈会的思想内容来看，对剧本的批评倒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从《芳草天涯》的演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戏剧活动，甚至整个文艺工作有“非政治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在批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幌子下，实质是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从一个剧本的演出，两个剧本的对比来看，得出了如此重大问题的结论，而且针对着当时在国统区文艺界的领导人，有影响的党员夏衍作为典型例子，应该说不是小事情。夏衍几十年来都对这次批判耿耿于怀，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涉及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问题，对于谁来说都不能漠然置之的。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国统区做文化工作约有六七年之久，在我的记忆中，重庆文艺界并没有对文艺工作涉及反公式化、教条主义的讨论或争论，只是在延安整风时，重庆曾经学习过“反公式化、教条主义”等理论，因为在重庆进步文艺工作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倒退反民主，极少可能提出“反教条主义、公式化”的问题。倒是非政治倾向的问题有过讨论，因为在国民党严格统治下，演出了不少历史题材或民国初年的题材的话剧。而这些话剧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或者能以古喻今。而这些话剧能否也称为非政治倾向呢？我想夏衍一剧《芳草天涯》是构不成一种倾向的，这样的说法可能涉及到整个蒋管区的文艺活动的方针路线问题，所以夏衍非常关注周恩来在延安对于这次批判《芳草天涯》的态度，这是值得深思的。

　　最近我重读了《芳草天涯》剧本以及夏衍的其他一些剧本，除了《芳草天涯》我没有看过演出，其他的如《上海屋檐下》、《一年间》、《法西斯细菌》、《愁城记》等等，只要是在重庆上演过的，我都看过。这些剧本的主要人物是小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在此文中我不想探讨夏衍创作在艺术上的成就和风格，只就这些作品的内容来说，无疑都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富有思想性和积极的政治意义的。而且创造了众多知识分子包括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典型形象，这些作品我认为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有一定地位的。那么夏衍写了一个以恋爱为题材的剧本，当然也不能构成他本人话剧创作的政治倾向。人们都会这么认为：恋爱或爱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题材，人生总离不了爱情，有愿意在爱情上划分阶级性也无可非议。夏衍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党员作家、一个领导文艺工作的作家，是否可以写爱情题材的作品呢？无疑应该是肯定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思想来写？如何写？批判者认为：《芳草天涯》没有与当时的政治结合，婚姻恋爱在人生中的意义被夸大了，而解决恋爱婚姻问题的思想也是错误的，这样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9年何其芳评《芳草天涯》的文章。（原载《关于现实主义》，1959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又重读这篇文章，到现在我更难以理解这样的批判。

　　夏公这个剧本的大背景是抗战期间，两个主人公之一孟小云（女大学生，积极的抗日进步青年）、男主人公尚志恢（有爱国思想的并不积极进步的大学教授）两人相遇，接触一段时间后，两人心中都萌生了仰慕之情。尚志恢有妻子但思想落后，感情不好，看到孟小云年青美丽又有朝气，就产生爱慕。孟小云有男朋友是大学同学，认识尚志恢后感到他成熟、有学问，由敬重而产生爱慕，但仅此而已，只是在内心和思想上有爱恋之情，并没有任何行为上的越轨。以后双方都感觉到这种感情不对而受到心灵上的自责。于是孟小云去了抗日前线，尚志恢则在道德观上认识自己的错误，把个人追求幸福建立在使别人痛苦之上是不道德的，最终与妻子和好。这段“精神恋爱”就如此结束了。

　　批判者认为夏衍这种婚姻观，不是解决恋爱问题的正确方法。但从我个人的认识来说，这种婚姻观点不仅没有错，而且是一种高尚道德观的体现。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种道德观仍然是高尚的、可取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要如此高调进行批判呢？由于1945年我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不在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重庆，那时形势已经大变了。文艺界许多朋友都加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行列，虽然夏公问我多次，我都没有认真地了解，很不应该地马虎过去了，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才逐渐想起夏公对此事多么重视，一直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事隔数十年是很难弄清楚为什么。但可以研究，可以讨论。我个人认为，当年那样批判夏衍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对的，是一种极左思想作怪，还可能掺杂了某种宗派主义情绪。

　　从30年代开始，进步的或左翼的文艺运动一方面是与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作斗争，而同时在左翼内部也在进行各种多样的宗派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斗争持续不断，有思想上的分歧，有地区不同，各种小集团或多个人物之间都纠缠着明争暗斗，而无休止。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跳了出来把所有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和作品都一锅煮了，名之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线，无论作品或人物都成了黑线，又粗又长的黑线，一概抹煞。江青要自创一套所谓革命的红色文艺。这十年就在历史上几乎成了一片空白。直到江青和四人帮垮台以后，第四届文代会召开，当年进步的文艺才又活了过来，有了不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各种文艺作品。文艺界各方人物又活跃起来，然而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绪或宗派斗争的阴魂却未散尽。有时是以各种不同样式表现出来，或者变成压倒别人、争名夺利而演出一些丑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为文艺界，为夏公，我不知深浅见部长

 

　　从30年中期以后，周扬始终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也是文艺界人士所公认，晚年却遭到毫无道理的非难，可以说含冤而去。但逝者已矣，自有后人评议。周扬病后。领导文艺界的不少事情自然会落到夏衍身上，所以有一段时间夏衍是全国文联党组领导，而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有权力欲的人，也不过是开会时听听汇报，发表点意见而已。我了解夏衍的性格和为人，数十年来他广交朋友，对人热情友善。从不摆什么架子，所以他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来探望的，聊天的，拿作品去请教的都有。有一段时间我去他家比较多。每次到他家都有客，倘若我要与他谈公事，则要约好时间免得费时等待。1985年我从美国回来，第一次去看望他，除了对他说了不少美国情况，并告诉他我预备退休了。他抬头望着我说：我比你大多少，我还没有退呢。文联和外交部不一样，没有一刀切的问题，你过几天就来上班，正需要人做事哩。他让我再坐下有点黯然地说，周扬病后，文联的事很不好办，思想不一致，我也当不惯这个领导。我看夏公那瘦削的脸庞，忧伤的眼神，心中不忍，我告诉他过几天就去文联上班。

　　我在美国时就听文艺界朋友谈到过国内的情况，文艺界的领导实质上是两套马车，夏衍是文联领导，而中宣部、文化部则是贺部长领导，无论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常常不一致，实际上是贺部长领导文艺界。我见过夏公以后考虑：应该把两套车合起来会跑的更快更稳吧。文革期间我与贺部长夫妇称的上是“铁哥们儿”，无话不谈，有事也无不商量的。固然也曾听朋友说过，贺部长是当官了，人是会变的，我心中却不以为然，会怎么变呢？同志朋友总是不变的吧。有一周末我抱着会见故友的愉快心情跑到南沙沟的部长宿舍楼，以前我已来过多次了，也没有事先打电话即叩开门。贺部长看见是我，也没有特别异样，把我请到客厅，送上一杯清茶，我们很随便地闲谈起来。我先对他谈到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又告诉他去看过夏衍，这时他才怪怪地看我一眼，当时我并没有敏感到什么，还按着我的思路谈。我说夏衍是个老同志，是位长者，为人谦虚宽厚。他皱了皱眉。我接着说，听说你和夏公相处的不太好，我又说：“你们也许有些意见分歧，不会是在大问题上吧，你为什么不去看望他一下呢？他是我们的前辈了，去看望他也是很正常的吧？……”我话音未落，这时夫人从旁门窜了出来。其实我们原是莫逆之交，见她如此把我吓了一大跳。未等我回过劲来，她却用手指着我大声说：“你别得意太早了。现在他们用的着你，把你哄着捧着，用不着你时，你的下场就和老贺一样……”我大为吃惊问道：“老贺怎样啦！他现在还当着两个部长哩，谈不到什么下场吧！”她说：姓夏的不就是想当祖师爷吗？你看看，无论什么人到了北京都要去拜见他，把剧本啦、电影啦、作品啦都往那里送。为什么不往这里送呀！……当时我真是目瞪口呆。说这是怎么啦？本来夏衍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有实际经验，朋友们或年青人去找他是很正常的，怎么就扯到祖师爷呢？当时我看着他两人的脸色不好，我不知所措，几分钟后就告辞出来。由于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久久抹不去，于是写了下来，但愿从此忘掉。　

　　在夏公指导下拍摄《周恩来与文艺》

　　1990年，我正式退休了，完全无需每天坐班的感觉真好。自己想干点什么都很自由，不受任何干扰，那时我很想整理总结一下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的工作，那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有机会向夏公说一说这个想法。一天我收到朋友从瑞士寄来的巧克力糖，这是夏公爱吃的，我带着糖轻松地探望夏公，那时他虽已九十高龄，身体尚健朗。他看见有人去探望总是很高兴的。我告诉他巧克力刚收到，想到您爱吃就来了。您每顿饭都吃的那么少，又很劳累，会吃不消的。他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因为他的视力已很不好，要放大镜才能看书、写东西，但他仍然是每日看不停。他抬头见是我送去糖，很高兴。打开盒就放一块进嘴里。他很高兴地问我近况如何，其实他已知道文联各协会领导班子全都换了。我愉快地说，这下好了，可以彻底解放了。他问我自己想干点什么。我即告诉他，我首先想做的是总结一下在重庆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特别是周恩来同志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我并告诉他我想最好是拍个电视专题片，那样还可以留下许多文艺界朋友的事迹，但我怕自己力所不及。夏公一听，立刻高兴起来说，太对了，对你说来这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因为只有你才可能组织这件事。本来我早想过，你应该做这件事。我当时感觉惭愧说：我想是想，但怕不行，有许多困难啊。夏公鼓励我，你行，但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有不少同志有这种想法，但没有开头的，你全力来做肯定行。夏公就开始计划了。他说：你首先找荒煤、光年两人，请教他们，要他们带头来做。但具体事情都得你去组织去执行。我真没有想到，他随手拿起电话即打给光年同志，告诉他这事太好了，大家应该做。现在张颖要做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她有精力有组织经验又了解全面情况，你出主意就行了。接着，他又给荒煤打了同样内容的电话。我当时既感动又很受鼓舞。立定主意一定要把这事情办好。

　　我找到光年和荒煤，他们也和夏公同样热心，立即出主意要先组织个筹备组，除了他两位加上周巍峙和冯牧就成了。并定了一周以后即开始行动，到我家聚齐，真没想到行动如此迅速。第一次聚会就决定了具体方案：首先要办的事，一是写出内容提纲，二是考虑筹措赞助款。因为拍电视专题片有人还要有钱，当时分配给我的首要任务是写提纲，筹赞助则需找广东上海等地的文艺界朋友大家想办法。我们五个人中，光年、荒煤年岁大了，身体不太好，巍峙还在一线工作，冯牧说他情况了解不全面，七十岁的我算年青力壮。跑腿等事都由我来担当，我当然会尽最大努力去做。

　　十天左右我草拟了提纲，还没有给荒煤他们看过，即到夏公处。那天我去他家倒是没有客人，只见他拿着放大镜在看别人送来请他看的稿子，非常专注。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翻书的情景，使我很感动又有点心酸，老人已身残体弱还是那样不知疲劳地工作、奉献。我轻轻走过去告诉夏公，我已把提纲草拟打印出来，还没有讨论修改，先送过来给他过目。随即我又说，您的视力太差就不用看了，我给您说说吧，他点点头。我说了个大纲，他说你把稿子放下，我抽空要看的，先给你提个醒：这部专题不仅是反映恩来同志一个人，而是要反映出当年整个文艺界的情况和人物，又从这些人物表现整个进步文艺界的精神风貌。他又说现在文艺界的老人还有不少健在，都应该去逐一采访，留下宝贵的资料。他兴奋地谈着，我即记下来，并把采访的名单也写下了，居然还有数十人，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他提议我出去跑一遍再回来仔细研究。赞助费他又提出由广东、上海去筹募，又提醒必须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并求教，否则办不成。他的这些建议都非常宝贵，非常周到，又切实可行。随后我和光年、荒煤等同志商量后，即外出去上海等地。

　　这部片子运作了近三年，在这两年中夏公的身体日见衰弱，我每次从外地回京都去看望他，但一次比一次更清瘦，更衰弱，终于住进了北京医院。几次要电视采访他，留下他宝贵的资料，最终都没有如愿。到1995年他离开了人世，而我们的专题片没能留下他宝贵的资料，最终《周恩来与文艺》十集共五小时拍摄完成时，他已看不到了，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责任编辑：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