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54年为何要请辞国家主席？

毛泽东主席(资料图)

　　1957年4月30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休息厅。

　　在这里，毛泽东率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欢聚一堂，座谈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其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开门整风已进入高潮，毛泽东在讲完了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中心发言后，突然话锋一转，第一次向党外人士公布了他不准备担任下一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并拱手拜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帮他“刮点小风”。此言一出，令刚刚还被毛泽东开诚布公、虚怀若谷的讲话感动着的民主党派人士深感惊愕和意外，会场上一时窃声阵阵，丝丝骚动。会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紧急密陈”，联名致信中共领导人，恳请说服毛泽东收回成命，在当时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毛泽东力辞国家主席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新中国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也是他的首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祖国大陆还没完全解放，处战争状态。因此作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象征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一职空缺，直至1954年9月。五年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直代理国家主席处理国务，不是国家元首的毛泽东也不得不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随着新中国外交局面逐步打开，一步步走向世界，毛泽东在日益频繁的国务活动中越来越感到别扭，觉得名不正言不顺。新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尽快和国际接轨，这已成毛泽东和其它中共领袖的共识。

　　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正在会同民主党派人士酝酿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明确提出宪法要规定中国设立国家主席的制度，中国要有国家主席。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应该是什么样?毛泽东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

　　“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毛泽东这里指的是委员长，笔者注)，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

　　为了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元首(总统)区别开来，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我们国家的元首(国家主席)要有自己的特色，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这一条，是毛泽东提出并再三坚持的。

　　一可使中国有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更好与国际接轨;二防万一不测，保证国家政权的安全运转;三可在政府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牵线搭桥，又不至于使其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毛泽东设置国家主席理由之充分和近乎天衣无缝的解释，得到了党内外人士的一致赞同。

　　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撤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以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无人可比的崇高威望，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而德高望重的朱德，则当选为副主席。

　　然而，就任国家主席两年后的1956年夏，毛泽东就在北戴河的一次党内会议上披露了他不想担任下任国家主席的意思。此时他已是一身数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万事缠身，已令他应接不暇，力不从心。现在又多了国家主席一职，必须经常抛头露面，送往迎来，更分散和消耗了他的精力。还是在1956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在回寄给宋庆龄的新年问候信中，就曾无奈地感叹自己“吾衰矣”!作为国家元首，在国务外事活动中必须遵守的礼仪形式，令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向来豪放不羁，不喜循规蹈矩的毛泽东很是不习惯，不自在。这一切使毛泽东深感苦恼。从有了不想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后，他以后多次重申这个愿望。1958年初在南宁会议上，他再次对与会人员说“去掉国家主席职务，专做党的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适宜。”

　　长期同毛泽东朝夕相处、深知他的脾气秉性，也同样日理万机的老战友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人，十分理解毛泽东的苦衷。他们在党内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和解释工作，终于使党内在毛泽东不连任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1958年12月1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愿，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党外人士力劝毛泽东连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打算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想法却遭到了党外著名民主人士的善意阻拦。这些人大都经历晚清、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等朝代。他们在先追随孙中山革命未果，后幻想国民党救国破灭后，最后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找到了他们的归宿。中国共产党面对长期战争破坏留下的烂滩子，励精图治，团结全国人民，硬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创造了几乎不可能的奇迹，令他们折服;他们在新中国政府里纷纷担任的要职中，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和宽广胸怀。他们把这种对中国共产党的折服和感谢集中在了毛泽东身上，为新中国有这么一位领袖而骄傲自豪，真诚地希望他永远当新中国的掌舵人，新中国永久的象征。如今，听说毛泽东无意当下一届国家主席，有点接受不了。

　　就在天安门座谈会结束当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双肩挑的陈叔通和黄炎培，受其它民主党派负责人委托，进行了紧急磋商，联名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现在形势“不可以说国家已经稳固了，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因此，“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否则，“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的机会”。最后，他们干脆“披沥直陈”建议刘少奇、周恩来“及时邀请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呈毛主席”。他们希望通过刘、周力劝毛泽东收回成命。

　　事关重大，刘少奇、周恩来阅后立即直接转呈毛泽东。

　　陈、黄的来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心里清楚，他们来信表达的意图很有代表性，不仅党外人士，连全国人民一时都接受不了，就是党内也有相当部分人不赞同。如果解释工作不做好，会引起人们思想上不必要的混乱，甚至误会，好事反而办成了坏事，于党于国不利。总之，他当不当下任国家主席，不是他个人的事。认真看完来信后，毛泽东在信的末尾郑重地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再次申明了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

　　“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

　　为慎重起见，毛泽东没把对陈、黄信的批语直接交给陈、黄本人，而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特别指示他们“此件需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要求政治局大张旗鼓地做工作，首先务必在党内统一思想，这表明，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心是下定了。

　　西方的一些通讯社很快就捕捉到了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信息。1958年6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不断听到毛泽东将辞去国家主席的传说，并被西方政要和媒体记者频频要求予以证实。还没有听到国内正式传达的宦乡，便紧急向外交部报告了此事。

　　7月31日，正想通过非官方渠道扩大他辞职影响的毛泽东看到宦乡的电报后灵机一动，决定借力造势，立即亲笔回了一封电报，不仅要求宦乡证实“所传辞职事是真的”，还要求他“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以便逐步使人们不当作谣言，而当作事实”。毛泽东自己还亲自“放风”。1958年11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又专门把自己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情况告诉了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

　　由于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中央政治局在党内外的广泛“透风”和卓有成效的解释工作，围绕毛泽东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这不大不小的风波逐渐平息。考虑到了党内外人士的情绪，中共中央作出的《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特意作了这样一些“缓冲”和“铺垫”：

　　“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请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不管怎样，毛泽东的愿望实现了。

　　朱德力荐刘少奇接替毛泽东

　　谁是第二任国家主席的人选，毛泽东没推荐提名，只是说“让别人干!”这个“别人”没明确，又引来党内外人士的猜测。毛泽东辞职风波仍未完全平息。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二届人大定调子的，其中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向二届人大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名单，而新的国家主席人选尤为受人关注。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中，可以作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的身上。

　　按照惯常的做法，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在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中普遍持这种观点。

　　还在半年前，为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草拟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候选人名单，发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在这份名单上，仍把刘少奇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而没有提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这就透露出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刘少奇仍将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既然如此，国家主席候选人显然就是朱德了。

　　朱德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名单后，明白了中央的意图。1958年12月29日，朱德提笔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要“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我提议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以后在一系列公开和私下场合，他多次说过自己比毛泽东年长七岁，由他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并再三坚持举荐刘少奇。

　　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议。至此，国家主席候选人已水落石出，非刘少奇莫属，与会者无不心知肚明。但是，由于毛泽东始终未推荐提名，在全会讨论提名国家主席候选人时，会场出现了少有的尴尬。这时，邓小平站起来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话音未落，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于是，全会一致同意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主席候选人，而朱德为委员长候选人。

　　4月5日，邓小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国家机构人事配备方案的报告。对于决定提名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他作了这样的说明：

　　“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党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是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刘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而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

　　毛泽东对党内一致认可刘少奇为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结果很是满意，但黄炎培、陈淑通等党外民主人士会不会还有其它想法?在紧接着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亲自向参加会议的党外民主人士解释了国家主席人选方案。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他说：

　　“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10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从延安时期始，在中共党内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只有刘少奇。中共历史文献中有过正式记载的，有三次，刘少奇都出色完成了代理任务。

　　第一次是在中共七大举行后不久。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举行和谈。毛泽东提议，在他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行前，毛泽东曾在党内交代，我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跟少奇同志干。当年在延安的很多老同志都听到过这些话。

　　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1949年12月，毛泽东应邀访问苏联。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毛泽东于12月6日动身前往莫斯科，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三个月。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这年年底，毛泽东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期间，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顺利地解决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并在高饶问题解决后，配合在杭州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了新宪法的修改和讨论，为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毛泽东对过去刘少奇三次“代理”自己主持中央工作的经历非常满意，特别是对他出色的全局驾驭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更是赞赏有加。所以毛泽东这次在向党外人士解释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的谈话中，专门提到在中共党内“代理主持工作”一事，并把这件事作为刘少奇“比较适合”担任国家主席的主要理由，要大家对刘少奇放心。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我们的朱老总”，一再赞扬他“肚量大如海”，号召党内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学习。

　　邓小平，特别是毛泽东对新的国家主席候选人合情合理的说明解释，彻底消除了人们在新的国家主席人选问题上的种种疑虑，增强了党内外群众对刘少奇的进一步了解和他出任下任国家主席的信心。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上，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第二任国家元首;朱德当选委员长。碰巧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就任第一任第二任国家主席的年龄都刚过花甲之年，61岁。

　　至此，围绕毛泽东请辞国家主席的风波彻底平息。黄炎培、陈淑通等党外人士，通过这场国家主席候选人“风波”，又一次亲身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宽广胸襟和坚如磐石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