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披露江青死因

　　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觉，却再也没有醒来。值班人员早晨发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变硬。她经过精心准备，攒下安眠药自杀了。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被捕脱离党组织。抗战爆发后，江青到达延安，后与毛泽东结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积极策划诬陷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江青1976年10月被中央政治局审查。1977年7月，江青被永远开除出党，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

　　何殿奎是秦城监狱前监管处处长。近日记者采访了他。他所说的江青及林彪的“四大金刚”在秦城监狱的生活，与社会上流传的多有不同。因为多年从事特殊工作养成的谨慎，何殿奎从不轻易接受采访，更不接受外媒采访。记者本人无数次向他转达其他媒体的采访请求和出版社的出书邀请，都被他谢绝。但只要看到媒体上关于一些历史人物的不实“纪实”，他就会很气愤，不吐不快。 “这篇文章的内容全是假的!”年近80岁的何殿奎依然瘦削硬朗、腰背挺直，记忆力也特别好。近日，他把记者叫到家中，指着某文摘报上《江青晚年骚动的监狱生涯》的文章(摘自美国作者特里尔所写的《江青全传》)说。文章被画上了多道着重线，用数字标注出9处虚假，包括：审判结束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1988年12月她提出的全家聚会纪念毛泽东诞辰的要求遭拒后吞下50多粒安眠药、1989年11月中办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2层小楼、她最后在公安医院病房的浴室里用手帕上吊自杀等。 “江青至死没有离开过秦城监狱!”何殿奎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

　　1976年，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管教科科长。他告诉记者，这个职务主要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大家都在一线，6个监区(编号从201到206)各有负责人。他负责的204监区，当时主要关押的是林彪集团嫌犯。林彪的“四大金刚”，1976年12月29日被送进秦城监狱。几天前，监狱已经开会做了周密布置，宣布了几条规定，包括：犯人不准抽烟，可以吃水果;犯人看病在复兴医院和北京医院;犯人到时要把他们的领章帽徽全部摘下来。 29日上午，何殿奎的工作是给警卫讲课。看守204的是一个中队的战士，约有八九十人，何殿奎跟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主要是业务指导。他教育这些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年轻战士，要跟犯人划清界限，谨防被拉下水;不要跟犯人聊天，但犯人有什么言行和活动要记录下来。当晚7点30分，204监区迎来了押送黄永胜的车队。8点30分，李作鹏被押送到。晚些时候，吴法宪和邱会作也先后押到，关押地是201监区。

　　黄吴李邱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人民大会堂被捕的，分别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的不同地点，接受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他们以为自己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所以对入狱都毫无思想准备。吴法宪后来向何殿奎透露了当时的心情：“来前他们说是中央首长找我谈话，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误认为是要解决我的问题，结果相反，把我关进了监狱。我有罪这是事实，但不应该骗我嘛。” 约几个月后，监狱做了调整，把林彪集团的嫌犯都集中到204，吴法宪和邱会作此时迁出201，搬到了条件较好的204，房间大了一倍。江青集团的则集中到203。 204是一座三层的青砖楼房，呈倒U字形，每层有监房15间。26名主要嫌犯住在二、三楼，其他的住在一楼。

　　黄永胜的编号是7601，住二楼中;吴法宪7602，住二楼西;李作鹏7603，住二楼东;邱会作7604，住三楼西。彼时的204监区，跟“文革”前不同，生活上的特别优待没有了。房间的地毯没了，裸露着水泥地。沙发床换成了低矮的单人木板床。海参、鱼翅等“特供”伙食更没有了。不再发柠檬茶和方糖，喝白开水。邱会作在回忆中写道：在秦城5年，过的是真正的饥寒交迫的囚徒生活。吃的是冷食、粗食，很少见肉。大冬天连袜子都没有。吴法宪也回忆，冬天暖气不足，冻得不行;夏天屋里温度则达到40摄氏度。对此，记者向何殿奎求证。他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告诉记者，犯人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个月30块钱，所有人都一样。通常，早餐是稀饭馒头就咸菜，偶尔吃一次油条。中餐和晚餐一般为两个菜，一荤一素。每次由3个值班员推着餐车在3个楼层中同时送餐，为的就是怕饭菜变凉。冬天，因为屋子背阴，秦城监狱里一般早于市政开始供暖，一直要到4月里。夏天，也不是太热。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建筑质量很好，房顶之上盖有一层很厚的隔热瓦，跟天花板之间的空间大到一个人可以猫腰走过。顶上还安装有巨大的抽风机，用于通风。监狱夏天统一给犯人发白布裤、短裤和汗衫，冬天发棉衣裤、棉鞋。至于毛衣和秋衣裤，那确实没有。鞋袜穿坏了就发新的。

　　对于邱的怨气，何殿奎毫不惊讶。他淡淡地说，时常有老干部从秦城出去后去告状，上面来调查，他就多次写过证明材料，结果表明这些指控都查无实据。“他们有情绪不能向党中央发，只能向监狱发呗。这我们都能理解。”他如此解释。对于这些高级干部的起起伏伏，他见得太多了。光他们公安部，“文革”中就有5个副部长曾被关进秦城监狱。他说：“咱们闹运动太多，每一次闹完运动后就要纠偏，所以我就认为大部分老干部都是受害的。” 但是，他至今认定，黄吴李邱跟那些被冤枉的老干部不一样，犯了罪自然有国家法律制裁。

　　黄吴李邱唯一享受的特殊待遇，要算放风。天气好的时候(周末除外)，犯人每天都要放风。监区里有专门的放风场，但这4个人不在狭小的放风场里放，而是在院子里的小路上放。按习惯，黄永胜在楼东边的小路上，李作鹏在西边小路上，吴法宪则在中间来回走。邱会作不爱出来放风，他有胃病，“老嚷不舒服”。

　　放风的时间也是错开的，犯人绝不能互相照面。但具体时间和长短，一般不加限制。冬天一般在太阳好的上午，夏天则在凉快的晚饭之后。通常，何殿奎先安排黄永胜放风，然后是吴法宪，再是李作鹏，最后是邱会作。在长期的相处中，何殿奎逐渐摸熟了这几个人的脾气。在他眼里，黄永胜爱摆“老革命”的资格，有机会就要向工作人员发泄不满，而且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他告诫下属，要“知而不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就行了。他印象中，黄在生活上“比较讲究”，经常挑剔伙食，对不爱吃的东西不仅不吃，还说什么“不让人活下去”，甚至绝食过。

　　李作鹏则很“沉闷”，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但是很服从管理。放风时让他停就停，让他走就走;一日三餐，给多少就吃多少，如果问他够不够，他的回答就一个字“行”，就好像“没有任何意见的机器人”一样。实际上，这个看似没有意见的人，却在自己的回忆中透露，他悄悄在床底下藏了一件白汗衫，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诗和回答审问的提纲(发给犯人的纸都是编号的，必须全部收回)。但对此，何殿奎却认为没有可能。他告诉记者，监狱一周要对监房进行两三次检查，一般在犯人放风时查，怎么可能藏得了写满字的汗衫?

　　何殿奎看来，4个人中最不爱说话的是邱会作。他永远只说，“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或是，“我要吃软一点的食品”。其实，邱会作远非无话可说。多年后，他在回忆中用了很多狠话来形容这里的生活，同时也记录下别人对他的好处。比如，为了解决他冬天不吃冷食的问题，监狱专门设有电炉子给他加热食物。而且，有的监管员不仅将饭菜加得很热，还是跑步送来的。但何殿奎认为，好话也不是事实——没有电炉子加热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