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辅臣：苏俄红军“中国团”团长

清贫的身世

        任辅臣字佐卿，汉族。其祖先是由山东泰安跑关东至新民屯，后又由新民转铁岭落户。
        任辅臣的祖父任万选，为人仗义疏财，据说任万选中年时曾与吴姓表兄资助过昌图农民起义领袖滚地雷，被关押，出狱后迁避河夹芯乡下。家境日益贫困。
        父亲任有德，粗通文字，娶妻吴氏生二子，次子即为任辅臣。任辅臣于一八八四年农历四月初四日于铁岭县河夹芯村出生。当时家中仅有十几亩薄地，勉强维持生活。在他五岁时，由于涨水把田地淹没，当年颗粒未收。水退后，父亲只好卖去田产，搬到银州压了三间小房，靠拾破烂，或在三道街贩卖秫秸、瓦盆为生。他从此就帮助家里干活了。
        大约七岁的时侯，因家贫无力读书，其母只好把他托靠给在外教书的舅父吴秀才，免费带他上私塾。吴秀才在铁岭虽然也是较有名气的教书先生，但也常常失业，他一失业，任辅臣也就跟着失了学，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读了五年私塾。
        任辅臣童年很勇敢，天资聪明过人。听说，有这样一件事：清末慈清寺曾有一位方丈，生性凶悍又爱财如命，他虽然背诵经文不多，却热衷作法事，甚至连哪里闹黄皮子、豆鼠子他都要赶去作法赚钱。
        当任辅臣七、八岁时，有一天同几位小友去龙首山玩耍，走到慈清寺门前，发现那里地势平坦，就拣了几块废砖头同伙伴们玩起打王八的游戏来(砖头上写上阎王、判官，小鬼、王八等字样，站在一定距离用石子击砖，击中谁当谁，当王八者为输，目的在于训练投掷的准确性)。正玩的起劲，突然老方丈从山门里闯了出来，向他们大声吼道：“哪儿来这么几个小孽障，在山门外吵吵嚷嚷，还不给我滚开！”几个小伙伴一见方丈气势汹汹地走来都吓跑了，只有任辅臣一动也没动。方丈俯下身来顺手拾起一块砖头，发现砖头上还写有字迹，看过以后不觉勃然大怒，一把揪住任辅臣的脖领喊道：“好啊，你们胆大包天，竟然要当起阎王、判官来了，当还不算，还要用尖硬的石子去砸，这分明是有辱神灵，这还了得！”说着举起砖头就往下砸，任辅臣心明眼快，使尽全身力气一头朝方丈的肚皮上撞去，把方丈撞了个趔趄。这时已有许多游客走进前来围观。任辅臣就势跳上了台阶，不慌不忙地指着方丈的鼻子说：“你还是出家人，干嘛欺负小孩！有理讲理嘛。你说我们侮辱神灵，那你前天还在城里抱着狐狸、黄皮子的牌位，一口一个胡黄二仙的叫唤着，那又算什么?那就不算侮辱神灵吗！”这几句话弄的方丈张口结舌，狼狈地奔回寺院。
        一八九二年，当任辅臣八岁时，其父在工夫市与张含光之父偶然相遇，彼此虽然初次见面，但谈得很投机，在谈话间二人就为子女订了亲。张含光与任辅臣同庚，农历九月初六日那年也只有八岁。
        一八九六年，家境稍有好转，他考入银州书院(即银冈书院)，学业大有长进。
        一八九九年，根据中俄密约开始在铁岭修筑东清铁路支线(由哈尔滨经铁岭、沈阳至大连)，当时于铁岭招收雇员。迫于家境，任辅臣应招做录事(书记员)工作。在工作中学会了俄文。
        一九○一年，他辞掉录事职务，考入官费的奉天警员教练所，学习一年，次年毕业，被分配回铁岭，在铁岭县警察署当警官。
        一九○三年春，他与张含光女士在铁岭成婚。生活一直很清贫。

追求真理，投身革命

        一九○四年日俄战起，因任辅臣通晓俄语，被俄方强行抓去做通事(翻译)。有一次，他看见两个俄国兵抢夺一户中国农民正准备用来苫房的羊草，那个中国农民不给，被一个俄国兵用枪托打伤了手腕，而另一个俄国兵则端起马刀向农民的胸部刺去。任辅臣实在气坏了，就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与两个俄国兵厮打起来，一下子被他打翻在地。接着其中一个跳了起来举起马刀正要向任辅臣头部砍来，突然被一个俄国军官吼住了。这个青年军官把任辅臣带到屋里，问他为什么要打俄国士兵。他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打伤了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那个军官说：“要是他们去打中国的戈必丹(当官的)你又会怎样呢?”他愤怒地回答：“他们不会去打中国的戈必丹。”军官问：“那为什么?”他说：“中国要没有那么一些卖国的戈必丹，你们也就根本进不来。”
        这位青年军官听了任辅臣的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拍着他的肩头说：“对！你说的太对了！要是俄国人进不来中国，中国的戈必丹也发不了那么大的横财呀！其实中国的戈必丹与俄国的戈必丹是一回事，你说对吗?”青年军官接着说：“俄国的老百姓和中国的老百姓也是一回事，他们并不愿意打仗，更不愿意去侵略别人的国家。而是那些当官的、当皇帝的才想这样做。要想消灭侵略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各国的老百姓团结起来，一起去反对皇帝和为他们作事的戈必丹。”
        这几句话好像一星火种，点燃了任辅臣这位中国青年胸中的一片燎原之火。不久，他知道俄国有一个社会民主工党，是一个为老百姓办事的党，而当时俄军中有不少青年军官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接着他又结识了几位具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开始接触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
         一九○七年为了追求解放全人类的真理，他放弃了在新民警察署的职务只身去哈尔滨，通过日俄战争时结识的一些俄国青年军官(只知道其中有个人的名字叫瓦夏)的介绍，在东清铁路护路军司令部主办的俄国军官学堂任汉语教官。这时他开始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滨工人团”的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活动。
        次年(一九○八年)他光荣地加入了当时中国工人称之谓“穷党”的布尔什维克党。
        一九○九年夏，东清铁路帝俄反动当局逮捕了瓦夏等几名在军官学堂中工作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很快就察觉到任辅臣的革命活动，但因他与哈尔滨中国当局某些上层人物尚有一定联系，不好正面对他采取行动。就暗中买通了中国胡子，趁他同他的内弟去道外澡塘洗澡的机会，在澡塘门前对他放了黑枪，他胸部中弹，右手掌被打穿，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还左手握枪英勇还击，胡匪被迫逃跑。
        俄国反动当局并不甘心，还想趁任辅臣在铁路医院养伤的时侯，加以迫害。就在这紧急时刻，在其夫人张含光的营救下，化装逃出了医院，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连夜逃往齐齐哈尔。
        他到齐齐哈尔不久，在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的指派下，通过原警员教练所老关系，在省警察总署任巡逻队长，主要任务是带着巡逻马队，巡检黑龙江沿江及沿外蒙边界，而布尔什维克党给他的任务则是掩护被流放到东部西伯利亚地区的布尔什维克政治犯，使其通过黑龙江越境或避难。
        一九一二年，俄国反动当局发现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流放犯越过黑龙江被任辅臣保护起来，因而向当时黑龙江督都宋小濂发出通牒，限中国行政当局交出人犯，并对任辅臣进行引渡，否则就在四十八小时后向黑龙江南岸中国一方开炮。宋小濂当即秘密派人把任辅臣逮捕并关入模范监狱死牢，但由于查不出他藏匿人犯的证据，加以宋小濂对任辅臣平素非常器重，以及同学、同事的多方营救，因而宋明面上对他下了通缉令，暗中却把他秘密送出了齐齐哈尔。
        不久，他又通过关系去绥芬河中俄边界的东宁县出任水上警察局局长，他受党组织的委托，除了继续转运、掩护布尔什维克政治犯外，还经常越过绥芬河到俄国一方开会并带回大量宣传材料，在中国一方转发。
        当时他已经是一位比较成熟的革命工作者，他为了掩护自己的革命活动，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常出入戏园子，学会了打麻将甚至押宝赌博，但每到晚上则读书到深夜，有一次实在困急了，手拿着书本就睡着了，书倒到蜡烛上起了火把被褥烧着了，他才猛然醒来。
        一九一三年他离开东宁县，经朱子峤介绍去哈尔滨任税捐局局长。
        一九一四年，他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委托，以外交署官员的身份在哈尔滨招募去俄国的华工，年底带领一部分(大约二至三千人)华工，去俄国彼尔姆省。

为组成“中国团”做好准备

        大批华工去俄国，是根据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做为协约国成员的协定而派遣的，因而任辅臣有双重公开身份，从中国一方他是带领这批华工去俄国的中方外交署官员；从俄国一方又委任他为彼尔姆省阿拉白耶夫斯克矿区的华工总办。这个矿区以开采石棉为主还包括一个伐木场和炼铁厂。这里尽是原始森林，水质极硬又有成团的巨蚊，叮到身上疼痛难忍并流出—股股黑血。几乎没有蔬菜，吃的是黑面包加盐粒，加以劳动条件极为原始，根本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因而任辅臣到俄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必须保存实力，团结互救。他一方面与俄国有关当局力争改善华工的生活、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则到华工中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并从华工中选拔出一批能人，让工人们自己盖木屋、种菜、采集中草药。为了表示他与穷哥儿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不久他又把他的夫人及三个未成年的子女接到了阿拉白耶夫斯克矿区。这样，在俄国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在华工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当时俄国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俄国反动当局对革命活动控制极严，即使像边远的乌拉尔地区也不例外，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与任辅臣只保持单线联系，他的联系人叫乌斯钦科，是任辅臣家的女家庭教师的丈夫。他很少与任辅臣直接见面，任辅臣的工作汇报以及地区党对任辅臣的指示，往往是通过女家庭教师来回传递的。
        随着他在华工中的威信不断提高，他开始在华工中建立革命组织，分头召集工人开会，宣传革命道理，并把一些宣传革命的传单译成中文，散发到华工中秘密传阅，提高了华工的思想觉悟。
        一九一六年由于俄国矿场主、伐木场主不履行合同，无故克扣华工的工钱，他暗中组织了华工的罢工活动。矿场主们觉察到任辅臣与这次罢工有关，便上告到彼尔姆反动当局，当地警察局派人以“组织暴乱”嫌疑犯的罪名，把他软禁起来。由于警方并未查出更多的证据，经党组织营救以及彼尔姆省一些较有地位的华侨的联保，不久就解除了软禁。
        这次罢工，不仅对华工的生活条件取得了一些改善，更主要的是加强了华工间的团结，提高了同资本家斗争的意志，为迎接革命风暴打下了基础。

为苏维埃政权而战

        一九一七年十月，在列宁同志组织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发动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任辅臣在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为革命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他筹集了一点资金通过彼尔姆的一些知己华商分批买进了一些枪枝弹药；因为资金有限，他又秘密组织一些华工在炼铁厂打制了许多大刀片，并且也储备了一些治外伤的药品。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阿拉白耶夫斯克矿区，华工们奔走相告，一片欢腾，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在任辅臣的倡议和组织下，全矿区这一千五百余名华工毅然参加了红军，并组成了一个“中国团”。任辅臣被委任为团长。中国团的成立影响很大，受到苏维埃政府的热烈欢迎和重视，被编入红军第二十九狙击师，还派来一位俄国同志作团政委。
这个中国团由三个中国营组成：第一营营长张清箫，河北保定人，沉默寡言，但俄语说得很流利；第二营营长桑来朝，山东省人，身材魁梧，精通武术；第三营营长潘白川，是出色的机枪手。
        一九一七年底，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东战区的形势尤为险恶，高尔察克白匪军在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有人、有枪，活动甚为猖獗。而中国团枪枝极为短缺，一半以上的同志只能使用大刀片，军备、给养均很困难，但这些都未能难倒这些中国的“苦力”，他们经过短期的训练，就投入了殊死的战斗。
        第一次战斗是在阿拉白耶夫斯克附近一个被白匪占据的村镇上展开的，中国团趁夜出袭，攻其不备，一举消灭了聚集该地的全部白匪军。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后来，在阿拉白耶夫斯克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尽管如此，东部战场总的形势仍然是十分险恶的，白匪军仍然气焰嚣张，步步紧逼，战线逐渐西移。
        一九一八年初开始，由于战斗频繁，伤亡日渐增多，作战部队每天都在不停的运动，任辅臣决定把部队分成前方、后方两部分。作战部队由他统帅，在相对安定的第二线成立团后方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由其夫人张含光主持，负责筹集运送给养，安置治疗伤员并招募补充兵源，后方办事处总计不到一百名官兵却要处理大量的伤员，但一切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她的大力动员和感召下，大量华侨以及流散的华工纷纷前来参军，经过几天的简单训练，即毅然奔赴前线投入殊死的战斗。由于战事，没人种菜，前方战士在主食困难的情况下，根本吃不到蔬菜。战士一旦负伤伤口很快化脓，即使不化脓伤口亦很难愈合。为了阶级兄弟，张含光还要抽出时间动员后方办事处的同志以及前来入伍的华侨华工和一切能够勉强行动的伤员到野外采集蘑菇各种野菜，送往前线。
         一九一八年从春到秋，中国团转战在好几个战场上，虽然部队人员的更替很大，但一直活跃在都拉河、卡马河一线。对中国团旺盛的士气和卓越的战绩，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曾这样报导：“中国部队是我们战线上最顽强的部队”。
        任辅臣和中国团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战斗力，在于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贞，在于官兵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任辅臣带领部队不管是在前线或是在后方的短暂休整时，他都要抓紧一切空隙向同志们讲述革命道理，晚上还要组织干部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但他从不只是背诵教条或讲空话。
        有一次他由前方回办事处，一个脚部负伤的小战土迫不及待的要求见他，他听说后，连大衣都未脱就赶到病房坐在小战士的床边，小战土一头扑在他的怀里嚎啕大哭，喊道：“团长，我的亲大叔，千万不要给我锯脚！”任辅臣掀开被子大吃一惊，那只脚正在化脓，五个脚趾已经发黑坏死，他柔气低声地说：“小豆豆(这位小战士姓窦，人们亲热地称他‘小豆豆’)这只脚怎么也保不住了……”小战士激动地喊道：“列宁同志说咱们要解救全人类，你不也说咱们帮着俄国老百姓打下江山，尔后，还要上伊黎新疆，再从那开始打出咱中国老百姓的江山来，可你让我锯脚，没脚怎么打江山呀?我不！”任辅臣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他紧紧地抓住小战士挥动着的手说：“小豆豆，我们的小豆子，做为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你已经为无产者解救全人类作到了你应作的一切！无产者是最有气魄的，把脚锯掉安上假脚咱爷俩接着战斗，怎么样?”小战士乖乖地服从了。
        当时已经没有麻药了，任辅臣把小战士的上身搂在怀里并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大把罂粟花叶，让小战士把它放在嘴里咀嚼起来，手术就这样进行了。手术进行了一个钟头，这位年仅十四岁的中国战士没有哼一声，也没有掉一滴眼泪。
        一九一八年十月初，中国团向气焰嚣张的高尔察克匪帮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天拂晓，在冲锋号和“乌拉”的喊声中，中国团的骑兵健儿率先挥着马刀冲进了白匪占据的拉亚镇。步兵也跟踪而至，把装备精良数倍于我的敌人，杀得落花流水。这次战役，战果辉煌，打死打伤敌人数百名，俘虏三百余人，不幸的是，就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团第一营营长张清萧同志壮烈牺牲了！
        由于中国战士在一年多的浴血奋战中表现突出，苏维埃中央下令命名中国团为“红鹰团”，并于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国团后方办事处所在地库斯瓦城，举行隆重的命名授旗仪式，授旗后，军部、师部代表同任辅臣和他的全团指战员合影留念。
        同年十一月五日，任辅臣和红鹰团的俄国政委回到团后方办事处驻地洽索沃依城，十一月七日参加了该城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大会，城中许多男女老少冒着严寒踏着厚厚的积雪，带着新奇而喜悦的神情参加了庆祝会，可见年轻的工农政权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整个东部战线的形势，敌强我弱，我方已经无法坚持打阵地战了，部队主要靠骑马或乘火车打运动战。
        纪念会刚开完，一个寒冷的早晨，任辅臣就要回前线了。由于他对险恶的形势有一定的估计，行前，他把能证明他身份的证件以及他曾得到各级组织发给他的记功和表扬的奖状，放在一个皮夹内交给了张含光。当从驻地乘雪橇到达车站与其妻、子道别时，他又郑重地把上级赠给他伴随他出生入死的金壳怀表从兜内掏出，交给了张含光。他还拉着张含光的手说：“交给你的证件要保存好，将来也许对你和孩子们有用处。”
        这时部队已转到斯维尔得洛夫斯克一线，接着又打了几个硬仗。一次，有一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路桥梁，落到了白匪手里，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司令部给中国团下令，要求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把桥夺回。中国团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到指定地点。当部队运动到桥头后，发现敌人在桥的另一端架设两挺重机枪，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封锁着桥面，压得进攻战士抬不起头来，只能匍匐前进，他们每爬行一步，都得付出很大的代价。发动两次进攻都未能成功，战士却伤亡很大。在这紧要关头，任辅臣命令桑来朝营长重新组织力量，向敌人发起第三次猛烈攻势。进攻开始不久，桥上就躺满了牺牲和负伤的战士。这位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愉快和欢乐的山东青年桑来朝，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他嗖的一声用双手抽出了交插在背后的两把大刀。两只眼睛喷出红光，他挥舞着两把大刀高喊着“中国战士，为保卫第一个工农政权前进！”就一马当先向桥对方敌人阵地滚去，他机灵地左闪右躲，避开了猛烈向他射来的颗颗机枪子弹，桥对方的敌人惊呆了。他率少数战士冲过桥梁，滚入敌人的机抢阵地，与敌人机枪手肉搏起来，敌人的机枪哑了，后续的大批战士趁此时机高喊“乌拉”涌过桥去，一举歼灭了全部守桥白匪，占领了敌人的桥头阵地。可是，桑来朝营长却身中数弹，血洒桥头壮烈牺牲。中国团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受到了嘉奖。不久任辅臣被任命为该战场的临时总指挥。
        十一月下旬，中国团在维雅与白匪军鏖战了一整天并取得了胜利。入夜后，疲乏的部队住宿在军用列车上，附近一个对中国红鹰团充满仇恨的富农，连夜跑去向白匪告密，敌人立即趁黑夜突袭，包围了列车，并用机抢对列车进行疯狂的扫射，战士们被枪声惊醒，在任辅臣的指挥下沉着应战，但在不利的作战条件下，部队伤亡惨重，任辅臣在左臂负重伤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战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为人类第一个工农政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

欣慰的纪念

        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对任辅臣的牺牲，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对他的为人和业绩作出了高度的证价。现引录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联《公社社员报》:“在维雅战役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壮烈牺牲了，任辅臣同志在中国侨民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把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贡献给苏维埃俄国。
        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曾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的最可信赖的部队。做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他的精力，并没白费，革命战士们将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辅臣同志”。
这是对任铺臣的评价，也是对中国团英勇牺牲的近二千名官兵的赞誉。
        一九五八年春节（农历正月初二），周恩来总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任辅臣夫人张含光尚健在，非常高兴。他说：“任辅臣同志早在十月革命时就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事迹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并立即请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同志与张含光及其家属取得联系，让他们把任辅臣和他们自己在参加苏联十月革命时的事迹写成书面材料报给他，并提出给予老红军战士、十月革命参加者、任辅臣烈士夫人——张含光以“终身奉养”的生活待遇。
         一九八五年是任辅臣烈士诞生一百周年，为了怀念他的革命业绩，《文物天地》、《北京晚报》又刊登了纪念文章。
        从烈士牺牲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六十七个年头，半个多世纪以来烈士的故乡——铁岭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祖国正在向新的高度飞跃，假如那些为保卫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英雄们在天有灵，我们深信，英雄们一定会感到欣慰含笑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