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冲击波——深切怀念谢育才(2)

　　二、 大智大勇，舍身救南委。

　　1940年10月，中共南方局指示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统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福建西南、香港等广大地区的地下党工作。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组织部副部长郭潜、宣传部长涂振农、秘书长姚铎、委员王涛。11月根据南委安排，闽粤赣省委副书记谢育才调江西省委任书记。1941年5月，谢育才携妻子王勖离开闽西南，去江西赴任。6月抵达江西吉安，住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家，7月初到达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安福山。

　　谢育才到达省委机关后，前任书记郭潜已离开，看了郭写的三年工作报告，又听了代理书记颜福华介绍，感到情况非常严重，实际上江西省委领导下的四个特委，已名存实亡，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与此前郭潜向南方局及南委报告的情况出入很大。到达省委第四天，谢育才同南委通电，告知已平安到达。隔天，南委复电，要他立即到广东曲江某地联系。谢育才遂决定先到吉安搞到路条之后再前往曲江，随即与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一起，跟着交通员李铁拐下山，直奔吉安。

　　到达吉安后，当晚住在一家小旅馆，晚上8点左右，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被国民党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密捕，骆奇勋随后叛变，出卖了在吉安待产的谢育才妻子王勖及林风鸣夫妇。谢育才听特务叫他“李先生”不禁大吃一惊，当时谢育才化名李志强，职业是教员。随后，特务说出了谢何时来江西，先后住哪里，来干什么等情况，并能说出谢来往信件的内容，谢育才明白，省委机关一定出了叛徒。

　　原来，江西省委交通员李铁拐(原名萧三省)及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李照贤等，不久前已被捕叛变，此次是根据特务设的计将谢育才诱骗至吉安逮捕。

　　敌人假借谢育才的名义，写信给代理省委书记颜福华，诱捕了颜，不久，颜福华叛变投敌，接着，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被捕，电台台长林云生等也先后叛变，电台也落入敌人手中。

　　为了对南委封锁消息，特务将在吉安所有可能与广东联系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拘捕;并命原江西省委电台人员，仍照过去的信号、波长、密码，对南委电台发出呼叫，企图骗取南委的信任，与它通话。原南方局机要科科长童小鹏在《“南委”遭破坏前后》中说：“到1942年间，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基本瓦解，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绝大部分的支部都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2000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2000多名农村党员被强行‘管制’。对于这么严重的一件大事，南委几乎有大半年的时间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对于南委的情况，联络方式，只有新到任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最清楚。只要谢育才开口，破坏南委就指日可待。特务加紧了对谢育才的逼供诱降。谢育才被捕后，中统大特务冯琦(叛徒)亲自审讯，还动用了叛徒骆启勋等劝降，得到谢育才一句“绝不放弃真理”的话。甚至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亲自劝降。

　　“中统”又设计向上发展，企图进而破坏中共在南方的所有组织，直至渗入南方局、延安党中央。

　　南委处于危险之中，困在狱中的谢育才心急如焚。从谢育才被捕起，一直没有过停止送出情报的努力。他多次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带信给南委书记方方，告知自己被捕的情况，并曾秘密写信给周恩来，都未能成功。此路不通，只能越狱了，第一次试图用小刀锯断木窗栏，跳窗而逃，第二次想通过收买看守越狱，都未成功。在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谢育才决定再次冒险越狱，他用旧牙膏皮做成钥匙，试开脚镣，很顺利的打开了，于是他再用仿制的钥匙试开囚室门，想不到给扭断在锁孔内，被特务发现，加戴重镣，加高了铁丝网。这次的越狱失败，让谢育才再也没有越狱的可能。

　　敌人见劝降无效，又用儿女私情，骨肉亲情来软化谢育才。妻子王勖入狱不久，即在监狱里生下一个男婴，取名谢继强。王勖营养不够，哪来奶水喂养孩子，王勖每天只能嚼烂囚饭来喂养孩子。在暗无天日的牢笼里生活，孩子体弱多病，骨瘦如柴，有时孩子生病得不到治疗，难受得啼哭不止，作为母亲的王勖，毫无办法，只能抱着孩子与他一起放声大哭，甚至有一次，看守谎称带孩子去看病，将不足半岁的孩子骗出后，单独囚禁在谢育才囚室的附近，不再还给他们，孩子失去母亲的温暖，生活无人照料，哭声震耳，娇妻弱子的啼哭声，让谢育才肝肠寸断，连几个月的婴儿也难逃劫难!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动摇谢育才的革命信念，他曾向狱中难友表示“革命者为真理正义而流血亦心甚安!”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不久,谢育才从零星传进狱中的消息及特务审讯时透露出的信息判断：江西省委被破坏殆尽,敌人正在想尽办法寻找南委领导及驻地。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颜福华的叛变，劝降，使情况更加危急。此时，对越狱已绝望的谢育才心中再起波澜，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越狱，回南委报警!

　　已想尽各种办法仍不能送出信息，只能采取极端的手段，只能用假自首的办法骗得敌人的信任，换取出狱报警的机会。决心已定，谢育才思潮起伏，心绪万千，辗转不能成眠。个人的名节、生命与组织的安全，哪一个更重要?一个入党十多年的共产党员要签字放弃自己的信仰，该是多么痛苦的决定!为了革命，自己三次坐牢，十二位亲人被杀害，妻子、孩子跟着自己遭受牢狱之灾，面对那么多的磨难，自己都没有放弃过理想，而现在却要签字自首，万一出师未捷身先死，万一百口难辩真伪，万一……?!

　　南委危在旦夕，自己不做牺牲，南委若被破坏，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更大的牺牲。谢育才已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把组织的安全看得高于一切，他决心舍身救南委，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谢育才给狱中难友留下一首诗:“为国捐躯身不忧，惟愿正气永存留，成败论定任褒贬，忠奸自让后史修!”

　　谢育才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妻子王勖得知后，当即难过得大哭起来，她知道，这个字一签，丈夫即成了“叛徒”。当晚，谢育才偷偷带信给妻子，要她借点钱和准备衣服，王勖明白，丈夫没有放弃越狱，心中稍稍安慰，赶紧找难友秘密借了三、四十元钱和两件旗袍。

　　1942年2月9日，谢育才、王勖一家人被押出集中营。

　　谢育才、王勖见面，抱头痛哭，王勖责怪谢育才不该在自首书上签字，只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谢育才说：“情况危急，救南委要紧。我别无他法，只好出此下策。江西的叛徒还不熟悉南委，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南委，凭我多年打游击的经验，只要出去，就有成功的希望。你是党的干部，我一定要带你回去交给党。”王勖这才明白了丈夫的用心良苦，当即表示支持他的行动，与他同生共死!

　　特务们为了钓大鱼，把谢育才夫妇及未满周岁的婴儿放出监狱，软禁起来。

　　谢育才一家被软禁在特务头子庄祖方寓所院内，由叛徒和特务轮流看守。谢育才和王勖积极做着越狱前的准备。王勖借口为孩子缝补衣服，将难友送的旗袍改为短衣;借给孩子煮食，每日从庄家偷一点米积攒起来;本来是给孩子吃的一点饼干、藕粉也存起来备用;还借了庄母一把剪刀，假装裁衣，用后故意不还，收藏起来。他们时刻准备着，夜间，悄悄把需要带走的东西收拾好，和衣而卧，只待机会逃走。天亮了，又失望的把东西分散放好，以免被敌人怀疑。

　　时间一天天过去，谢育才、王勖心急如焚。敌人也没有放过从谢育才身上有所收获的企图。一再问：“电台的密码你知道吗?”谢育才应道：“我不懂这个。”一天，特务问谢育才：“我们已和南委接通电讯了，南委要你回‘全福处’，‘全福处’是什么意思?人名还是地名，这你应该知道吧?”谢育才顿时吓出一身冷汗。看样子，敌人真的利用电台与南委接上了。“全福处”指的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刘全福处，他负责着南委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难道南委已经暴露?谢育才更加焦急。这说明，找到刘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了。此时，既不能说出真情，又不能让敌人怀疑。谢育才急中生智，“我想起来了，‘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我在那里住过的。”实际上，这个地方与刘全福所在的闽南平和县相距400余里。

　　敌人是如何与南委电台接上关系的呢?《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中这样写道：“1942年2月后，南委电台接到重庆电台的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内，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台突然用同样的波长插了进来，诡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起初南委负责人认为江西电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首先，考查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说明中断原因;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的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江西的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则诡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和‘情况不明’等等。南委书记方方曾将此情况交涂振农、郭潜等研究，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方方决定派郭潜去传达指示和检查江西工作，并给谢育才发一封明文隐语的信，要谢5月中旬到曲江与郭潜见面。”

　　情况危急，不能再等了。1942年4月29日深夜，谢育才夫妇趁一个看守外出未归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忍痛割爱，放弃未满周岁的孩子，跳窗越狱。谢育才把事先写好的两张纸条压在院中石板上，一张条子上写了首诗：“卑躬屈节非顺意，擒住雄心静待时，鸟已高扬人何慕，欲学叔齐与伯夷。”以表明心迹。另一张条子写给庄母的：“庄老太太，孩子是没有罪的，请不要因政治信仰不同而杀害他。”

　　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王勖女扮男装。白天他们躲藏在被盗挖过的坟穴里，轮流睡觉，渴了舀坟头积水解渴，天黑了才敢出来匆匆赶路，碰上土匪，将他们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手表都搜走了。

　　因为心急，他们改为白天走公路，却不料碰上抓壮丁，把他们抓到乡公所。一搜身，发现王勖是女扮男装，谢育才急中生智，说两人是自由恋爱逃婚的，乡长见他们没钱，不想惹麻烦，干脆放了他们。谢育才趁机提出要求，要乡长发给路条。许多围观者同情他们,纷纷支持他们。拿到路条，两人因祸得福。他们日夜兼程，谢育才的脚底打起了血泡，走路钻心的疼，一瘸一拐的。谢育才深怕自己赶不及而使南委受损失，按下山时，南委电告的曲江地址，不具名地写了一封信：“江西最近伤寒病流行，注意提防传染”。由于盘缠不够，谢育才把仅有的一件御寒衣物—毛背心卖掉了，最后连那块露宿山间用的油布也卖掉作路费。谢育才夫妇冒着敌人追捕的危险，历尽艰难险阻，尝尽甜酸苦辣，经过24天步行，行程500多公里，经过赣、粤、闽三省的泰和、万安、遂川、赣州、会昌、寻邬、平远、梅县、大埔、平和各县等地，充分显示了谢育才夫妇“越狱救南委”的决心与毅力。5月22日，终于到达闽粤边平和县的小(石示)村，找到南委军事干部刘永生和长乐中心区委书记张全福。谢育才听说南委安然无恙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四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谢育才听说刘永生第二天要去南委，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连夜奋笔疾书向南委报警的报告，详细汇报被捕及越狱的经过，阐述江西省委已被破坏，颜福华等主要负责人均已叛变，电台已被敌人控制，敌人正利用叛徒加紧破坏南委等实情，还报告了原江西省委书记郭潜的通讯地址已被敌人掌握，请南委设法救助，建议南委立即转移。

　　由于谢育才争分夺秒赶在敌人行动之前报警，南委领导对江西省委严重情况才完全明瞭，对粤北形势有所警惕。因而南委书记方方和南委机关及下属组织均未遭受损失。可是南委组织部副部长郭潜却疏忽大意，收到要他撤退的电报后未及时译出，5月26日被捕随即叛变。破坏了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司徒丙鹤夫妇和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夫妇、组织部长饶卫华等相继被捕。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从香港撤回隐蔽在乐昌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也被捕。6月初，郭潜亲自带特务自曲江出发,直奔大埔破坏南委机关。南委收到谢育才报告后，先后召开几次会议布置撤退。宣传部长涂振农没按路线行动而被捕，随即叛变。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交通站长杜国宗、以及掩护交通站的真真照相馆负责人蔡选英被捕。南委电台摇机员陈学平下山叛变投敌，电台遇袭。广西的党组织，被郭潜带特务抓捕，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苏曼等近200人被捕,大部分县级以上组织被破坏。谢育才越狱救南委这一历史事件是关系南方党安危的重大事件。“南委事件”是从1941年7月到1943年7月1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西、粤北、广西工委党组织遭破坏的严重事件。发生的“南委事件”，致谢育才越狱救南委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又因这些事都发生在谢育才夫妇越狱归来不久，因此受到党组织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