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受命于危急时刻

　　周总理紧急召见

　　1966年初夏，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了一场动乱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我们12军驻守苏北地区，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负责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尽管当时我们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严格按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深入群众，宣传教育群众，派出部队保护银行、重要仓库和国家机密档案，经过一系列工作，当地的群众组织没有形成两派严重对立和严重武斗局面。部队内部团结，上下统一，思想稳定，没有陷入到地方派性之中。

　　1967年夏季，正当我们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支工、农村支农，组织学生学军，进一步稳定局势的时候，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我于7月28日赶到北京，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并告诉我，去北京的专机已经在盐城空军机场等候。我向军里其他领导同志通报后，立即乘车赶赴盐城。由于当时没有具体谈到执行什么样的“三支两军”任务，车子快速地往前奔跑，我的脑子也紧张地转动思考，为什么这样紧急，而且是周总理亲自召见。过去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逐级下达，这次到中央直接受领任务，我左思右想，感到非同一般。即使“文革”开始后，中央直接向一个军布置任务，也很少听说。到了盐城空军机场，见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他奉命和我同机去北京。这时，我已基本上明确可能要到安徽“三支两军”。飞机上与严光同志交谈中，了解到安徽“文革”以来的一些复杂、严重的情况。这使我联想到对整个“文革”的看法，上面一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下面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问题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忧虑越来越大，这样下去究竟怎么收场？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后，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一到北京使我更为震惊，在我们住的京西宾馆周围，一辆辆满载着造反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七二O事件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这使我更加感觉到，在这种上上下下一片混乱的严峻形势下，周总理才紧急把我召来北京，赋予新的使命。

　　当天晚上，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已经在大会堂北大厅等候。总理带着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对我说：“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坐下谈吧。”当时参加交代任务的，还在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姚文元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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