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古田会议前的分歧

　    朱毛会师后，军人出身的朱德及朱德率领的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与一介书生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率领的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二者之间在融合的过程中，在许多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必然的，但最终通过争论，为红四军的发展与壮大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以说，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不久，面对敌人的围剿，朱德提出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东西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在南北方向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井冈山缺乏回旋的余地，主张红军应该远道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而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最后采纳了朱德的建议，红军主力出击赣南。随后，毛泽东与朱德在“集权”与“分权”上召开争论，而后由陈毅主持工作，对毛朱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停，最后中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朱毛之争最终化解。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的廖氏宗祠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古田会议与遵义会议具有同样的意义：一是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确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二是会议“选举产生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职务，而在古田会议前，朱德与毛泽东自井冈山会师后， 在许多问题上曾经出现过分歧与争议，但最终被化解。

　　一、朱德“出击赣南”与毛泽东“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之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1928 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以后，红四军的机构设置虽然时有变化，但决策领导层里始终离不开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也来到井冈山，井冈山声威更大。对此，1929年1月1日， 蒋介石任命已两次参与组织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 的第35军军长何健为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共6个旅18个团，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一时间井冈山处境危急。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 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研究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对策。

　　此前，毛泽东与朱德在许多问题上就各自有各自的主张，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则认为“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东西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在南北方向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井冈山缺乏回旋的余地，主张红军应该远道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为此，毛泽东与朱德常常争论不休，彼此都说服不了对方。朱德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保守主义”，毛泽东则认为朱德的主张是“游击主义”。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针对敌人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采用毛泽东的“保守主义”还是朱德的“游击主义”方针成了大会争论的焦点，而出席会议的人员也都一时拿不定主意。

　　柏路会议上，陈毅“提出了‘围魏救赵’的办法”， 并被大会采纳。陈毅分析毛泽东、朱德的建议后，认为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但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加上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已经进行了两次‘进剿’，同时还对井冈山进行经济封锁，井冈山军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如果红军不分出一部进行远地游击，引开敌人，不仅很难打破敌人第三次‘会剿’，同时也很难解决井冈山面临的经济困境。最终柏路会议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的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部队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以此引开部分敌军对井冈山的围攻，并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的经济封锁。

　　二、毛泽东的“集权”与朱德的“分权” 之争

　　1929年1月14日黎明，“陈毅与朱德、毛泽东一起，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当晚，在大汾就歼灭守敌一个营，随后就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进发。而当时的大余县城并无敌军设防，所以红军不费一弹就占领这座县城。但当时的“大余县毕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报信。”就这样赣军李文彬旅一举就攻破了林彪率领的红28团警戒阵地，紧急时刻，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的毛泽东、朱德率军部少数人向城南转移。这一仗，红四军牺牲了两个营长、一个团党代表，部队撤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县，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主力日夜行军， 因为沿途没有党组织，群众不了解红军，孤军作战，这期间连军部都差点险遭覆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后被俘，最后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腿部中弹。陈毅在突围中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自己快步脱身。”毛泽东称这一时期，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最困苦的时期。

　　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都有很多困难，不少人认为应该把部队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根据大家的意见，于是准备将红四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一、第三两个纵队，一纵队由28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是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朱德、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但“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为此，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朱德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最终也没有任何结果。几天后，3600人的部队连吃饭都很困难，行动时目标很大，恰逢隆冬，冰天雪地，而红军还身着单衣行军，所以不少干部强烈要求分兵活动，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把多数人提出的分兵的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由此在部队中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当时红四军最高权力机构是前敌委员会，也称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前委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革命战争时期，为组织领导某一地区武装起义或组织指挥重大战役而设立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1927年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由毛泽东、卢德铭等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红四军成立后，再次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书记。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来信，信中认为前敌委员会应当设立，但又指示红四军“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面对部队中因分兵引起的不满情绪，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提出，由朱德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并由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来兼政治部主任一职。就这样，“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泽东一人兼任，党权、军权、政权、人权以至财权，都具体地集中到了毛泽东一人手里。”有了这些权力后，毛泽东的指挥就得心应手。

　　1929年2月10日，在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一举歼敌第15旅的两个团，这也是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此红军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并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尽管如此，红四军中不少干部对毛泽东集权的做法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恰在这时，2月7日，红四军接到中央的来信，后来党史上称之为“二月来信”。在信中要求红四军， 为了保存实力和发动群众，将队伍分散到农村去，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去中央，随即红四军中一部分积极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二月来信”为借口，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

　　同年5月上旬，中央又派刘安恭来红四军工作，刘安恭也是四川人，与朱德、陈毅是老乡，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 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又到苏联学习军事。由于是中央派来的，又是苏联回来的， 在军事理论上很有一套，加上善于辞令，这使红军不少干部对他很是佩服。当时红四军中毛泽东、朱德间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争论与分歧，因为刘安恭是中央派来的，所以朱、毛双方都想争取刘支持自己。当时，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多了起来，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建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 临时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主抓军事工作，毛泽东任命刘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但刘安恭并不领毛泽东的这个情，他和朱德、陈毅间更谈得来。朱德有了刘安恭的支持后，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一些原则性问题展开了与毛泽东的争辩。

　　同年5月底， 为解决红四军内部的矛盾，前委在湖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是否“‘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前委是不是“书记专政?”。有人提出要恢复正式的军委，以健全红四军党的组织系统。争论双方都是出以公心，所以争论起来都理直气壮，各不相让，最终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几天后，刘安恭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临时军委并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并提出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

　　毛泽东认为，作为下级党委的临时军委擅自决定并限制其上级党委前委的职权，还迫切地要求恢复正式军委，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正常的。随即，毛泽东即在白沙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上以表决的形式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前委扩大会有41人参加，表决结果是，以36票对5票取消了临时军委。针对当时少数人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使得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会上，毛泽东向前委提出辞职，并请求马上撤换书记，然后离开前委，去苏联学习兼休息。随后，前委推选陈毅再次代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这无疑对缓解红四军中的矛盾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会议还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三、陈毅主持工作，对毛朱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停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前委委员、大队以上的党代表、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共50人。会议由28岁的“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会上民主气氛很浓，代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会上，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见最多，甚至有些过火。刘安恭一条腿蹬在凳上，像袍哥骂茶馆一样批评毛泽东“一切权力独揽，搞书记专政，家长制”、“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批评，在代表中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陈毅竟然没有出来制止，这也让后来的陈毅感到深深的愧疚。

　　大会召开之前，因为陈毅是前委代理书记，所以毛泽东特意找到他，请他在会上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红四军创建及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提前打招呼到起了反作用。16年后，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康生突然向陈毅发难，指责陈毅反对毛泽东的这一历史疮疤，面对康生的咆哮，陈毅回忆说，当时我总觉得， 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 也就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

　　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前委代书记陈毅，在讲完革命形势后，竟然公开对朱德、毛泽东二人同时开火，这让毛泽东、朱德及其他代表都感到意外。会上，陈毅对毛泽东的指责最为严厉，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他批判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最后，连刘安恭也被他臭批了一通。最后陈毅又对毛泽东、朱德二人说到：“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就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在场的人听后都大笑不止。对此，毛泽东异常恼火，他坐在那里不停的吸烟，一言不发。会上，陈毅的发言得到了红四军多数官兵的赞同。会后选举时，毛泽东、朱德二人都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后来，据出席会议的罗荣桓、罗瑞卿、萧华、谭政等人回忆，投票选举时，毛泽东只差一票，最终毛泽东落选。会上对毛泽东、朱德间的争论做出的处理是， 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前委书记，应负较大责任，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会后，气愤难平的毛泽东离开四军到蛟洋去养病。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前委书记陈毅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中陈毅称自己是一个“过渡内阁”，并请中央派人来四军主持工作。

　　1929年7月29日，国民党军队通过合围的方式，对闽西根据地发起进攻，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闽西根据地解决掉。紧急时刻，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蛟洋，商讨对敌策略。对此，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他说:“我们不要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等敌人走了， 我们再打过去。”如果三省“会剿”之敌进攻闽西，我们就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当时陈毅正准备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于是，陈毅就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让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但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

　　就这样毛泽东继续留在蛟洋作调查研究，按中央的要求，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并率部保卫着闽西根据地。这期间，红四军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朱德等人愈发觉得毛泽东主张的“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 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的正确性。攻下上杭后，红四军召开了第八次代表会议，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于是，朱德与一部分代表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后，给前委写了回信，矛头直接对准了陈毅，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四、中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

　　1929年8月26日，陈毅抵达上海，在上海住了两个月， 陈毅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等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并如实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间的争论，为了化解朱、毛间的矛盾，一开始，陈毅就明确地主张，毛泽东应该离开红四军，朱德就不要离开了。陈毅还向中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是自己不适合担任前委书记一职，并请中央派人去红四军。但经过比较、分析后， 最终陈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陈毅把在上海的两个月， 称之为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在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中，大部分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特别肯定了毛泽东的“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要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及“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作法。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期间，人事关系紧张了点，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了许多创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通过讨论， 陈毅也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期间，搞极端民主化，放任下面自由讨论，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朱、毛二人在红四军中的威信而不安。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红四军的组织问题时， 李立三曾经问陈毅，你觉得毛泽东如何?当时，陈毅不假思索地说，在红四军中个个都怕他，我认为他干前委书记最合适。周恩来也认为，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在红四军中，毛泽东就是最好的人选。陈毅当场表示， 我一回去就请毛泽东复职，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亲自处理。 随后，陈毅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改动。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因签发这封信的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所以历史上又被称为“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1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登上赴香港的轮船，离开上海，启程回闽西革命根据地，经过20天昼夜兼程，10月21日到达广东的东江，并在梅县东源与朱德见了面。10月22日晚，陈毅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陈毅还对出席会议的人员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并向他承认错误。朱德听后，立即表示同意。当陈毅听说，毛泽东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时，陈毅也颇感震惊，但随后陈毅就补充说，他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的。

　　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信中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陈毅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过失，随后陈毅又两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请他回来。毛泽东连收陈毅的三封信，他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最后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长汀，见到朱德、陈毅后，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会上还通过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会后，陈毅决心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随军协助毛泽东对部队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并对来信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与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古田会议还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

　　朱毛会师后，军人出身的朱德及朱德率领的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与一介书生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率领的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二者之间在融合的过程中，在许多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必然的，但最终通过争论，化解了矛盾，为红四军的发展与壮大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以说，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