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向市民道个歉也要中央责令？

　　3月26日，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组织违法强拆，致一名未及时撤离的被拆迁人刘淑香被埋而窒息死亡。监察部近日责令长春市市长向全市人民公开道歉，此事一时成了国内重头新闻，也被媒体概括为“向违法强拆严厉问责”.

 

　　监察部严厉问责自然有据可依，但市长的“责任区”内出了违法强拆致人死亡事件，市长向市民道个歉，这完全在情理之中，现在怎么变成了一种处分且需要从北京下达命令？如果上级不问责，市长就不道歉，如此市长也未免太矜持、太高傲，也太不近人情了。

 

　　对别人造成了某种妨碍或冒犯，主动向对方道个歉，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基本的礼数，成人懂，小学生也懂，大家都在实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向别人表达歉意几乎成了口头禅，如果需要，人们也不会吝啬正式道歉。所谓道歉，无非是表示我们认知并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或疏忽大意，在此前提下，人们似乎一般也不会去跟谁斤斤计较。

 

　　但在今天一些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基本礼数、人之常情的缺失，也看到了传统士大夫担当精神的失落。《论语》云，吾日三省吾身。个人修身，讲究反躬自省、反求诸己。做官的人，更要经常反省为政之失，甚至连皇帝本人也要经常反躬自省。据《论语》记载，尧说过“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尚书》记载，商汤说过“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眼见“责任区”内出了问题，其反应似乎是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一样，实体责任不用说了，要他们说声道歉也极其艰难。

 

　　在这种现实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把“责令公开道歉”作为一种问责形式，就显得情有可原。出了事儿，你不主动道歉，那就来点强制。但老实说，道歉本来就有点“口惠而实不至”,领导干部因故向民众道个歉又何妨？反过来，领导干部不道歉却不是一个小事，它表征着领导干部的傲慢与自负，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我可以不负责任；二是不负责，民众拿我也没办法。而把“责令公开道歉”作为一种问责形式，似乎暗示着，凡事在上级责令之前，领导干部完全不必主动道歉。

 

　　连三岁乳儿都会做的事，被上升为问责制度的一种问责形式，这就有些令人费解了。很难想像，如果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说声道歉居然是一个制度问题，还得等待某个权威层级的裁决。道歉，非正式也罢，正式也罢，都仅仅是道义层面上的责任承担，代表了一种个人认知，也仅仅限于一种诚恳态度而已。作为约束权力之制度安排的问责，理当从一般道义向上提升，从初始的责任认知跨入应有的责任追究。制度化的责任追究，必须从最低程序的处罚开始。

 

　　当此全球化时代，人们置身于一个国际化的“问责课堂”中，这个课堂塑造着大家的责任观和问责观。日本先后有两名内阁阁员在灾区发言不当，看似小事一桩，但他们引咎辞职了。我国香港地区的前财爷梁锦松，2003年在其宣布大幅提高汽车首次登记税前购入私车一辆，被人质疑有逃税之嫌，即被公众援引香港《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而辞职。责令公开道歉，于民众觉得如同儿戏，对于公权力来说，也殊难产生实质性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