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低龄化”暴露了一种“国情”

　　“14岁零8个月参加工作，17岁零8个月入党?”近日，有网友在论坛网站上爆料称，1968年10月出生的十堰市副市长张某某，14岁零8个月参加工作，17岁零8个月入党，并将其称为“神童女市长”。发帖网友对此表示质疑，“未满15岁参加工作，那不是使用童工吗?”(1月5日新华网)

　　最近全国各地干部低龄化现象，尤其是女干部的传奇颇多，网络“蹿红”的周森锋还没让人震惊完，又有待业女变身副市长，小学女教师直升副市长，传奇一出接着一出，让人应接不暇。更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好事的网友质疑这些干部个人修为怎么样?政绩在哪里?群众基础在哪里?伴随着种种质疑，官方也纷纷出面澄清，称其如何如何符合程序。笔者以为，干部低龄化现象的泛滥，表面看来是用人问题，其实是政策导向问题，从更深层次上暴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

　　有人曾深刻地指出，干部“低龄化”不等于干部“年轻化”，笔者深以为然。干部年轻化的目的在于让有干劲、有魄力、年富力强、能干事创业的年轻人组成年轻化的领导班子，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党培养后备干部的需要。可是，根据有关规定，干部年轻化的标准就是“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段”。因此很多地方为了规避“干部老化”现象，便在保持“老化干部”在岗的同时启用一些“低龄化干部”，如此既不淘汰“老化干部”，又将整个班子的平均年龄降下来了，决策上还是那些“老化干部”说了算——这种做法明显是一种变相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但没有解决“干部老化”的问题，实质上是同“干部年轻化”的目的和宗旨背道相驰的。

　　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社会绝不排斥天才，而只是担忧为天才预留的“蹊径”沦为平庸之辈的“后门”。纵观当下，我们发现干部“低龄化”的结果，造就的是一批“运作官”。道理其实很简单，从参加工作到提任重要领导岗位，这些干部“镀金”的机会多，“干事”的时间少，“提拔”的频率高，服人的“政绩”少，他们的青云直上所依靠的，一不是过人的才干，二不是骄人的业绩，三不是过硬的群众基础，除了降低“领导班子平均年龄段”的需要，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这些人的出身背景。在第一个“低龄化”干部产生之后，虽然也存在不断的质疑声，但我们的地方组织“挺得住”，一意孤行。如此各地各行业纷纷效仿，于是干部“低龄化”这种同干部“年轻化”要求根本相悖的现象一发而不可收，有的地方甚至将这些干部的履历列为“国家机密”。这样的用人导向已经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背离了中组部关于“用实绩考察培养干部”的基本方法，助长的是投机心态和“官运作”的歪风邪气，冷落的是真正能干事创业的人才。

　　在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生活中，机会眷顾的并非有准备的人，而总是在眷顾有关系、有背景的人。不难看到，一般人默默奉献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等不到一次机会，个别人却能在短短三五年内连续升迁，并且有关部门总能够找到自圆其说的依据。投机者的伎俩能够屡屡得逞，要么是违规操作，要么所依据的文本本身就有漏洞，这样的文本非但没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却助长了用人上的随意性。那些低龄化的“运作官”，所体现的恰恰就是封建主义的“血统论”。人治思想、人情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正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今天依旧存在这些烙印：干部“低龄化”、运作官、血统论的抬头便是明证。如若放任自流，将会直接导致价值观混乱，羞耻感丧失，潜规则盛行，弱者心态弥漫，守规则的人会觉得自己傻，法治文明必然渐行渐远，而我们离真正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日子将会变得更为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