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感叹：“总理这些年来吃苦了！”

邓小平夫妇在江西期间的合影

　　老部下冒险求见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底，虽然林彪垮台一年有余，但政治空气依然很紧张。这年的11月17日接近中午时分，一辆伏尔加小轿车徐徐驶入中共泰和县委招待所院内。车刚停稳，一位军人便将车中一对老年夫妇引进平房东头小套间。

　　招待所四周显然加强了警戒，三三两两的便衣不时来回走动。县里的几个核心“父母官”一个个表情严肃地出入东部小套间，给平日原本就平静的院落平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一切引起了居住在招待所西头一位老红军的注意，他断定东头住的不是一般的客人。

　　这位老红军名叫池龙，原空军作战通讯部部长，泰和人。“文革”开始不久，他因在一次例行通讯设备检查中偶然听到了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与林彪的通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遣送到山东劳动改造，身心倍受摧残。厄运当头的池龙为使其儿女免受牵连，便将三个孩子送回原籍，托付给当地政府。1971年“九一三”林彪垮台后，他获准回京治病，身体稍有好转，就风尘仆仆回到家乡探望孩子，同时感谢县政府对他孩子的关照。县委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安排在招待所西头住下。

　　吃过午饭，池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总是猜测，住在那头的客人是谁。正在这时，县委书记刘步山来到他的房间。他们俩人彼此很熟，交谈也很随便。池龙迫不及待地问:“老刘，告诉我，住在东头的客人是谁?”刘步山先是一愣，自知瞒不过这位老朋友，就压低声音说:“邓小平来了!”

　　邓小平!池龙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在自己的家乡与中国“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不期而遇，而且现在就在自己身边!长征时他在红一方面军当通讯兵，因工作关系，经常见到当时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邓小平不仅是自己的老首长，又同是“落难”之人，池龙实在不想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要向老首长一吐衷肠。池龙用毫无商量的口气对刘步山说: “我要见他”!

　　刘步山面有难色。

　　父母官设法巧安排

　　午休后，刘步山忐忑不安地朝招待所东头走去。

　　1969年10月，邓小平与其夫人卓琳被送到江西南昌市郊，住在原福州军区陆军学院一栋两层小楼中，开始了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生活。1972年8月，他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身体还好，请示中央自己想到井冈山、赣南走走。同年11月，经党中央批准，他与夫人卓琳，在一名警卫管理秘书和一名司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伏尔加轿车，秘密上了井冈山。17日一早，在井冈山领略了“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的雄伟后，邓小平一行四人于当日中午到达井冈山脚下的泰和县，被安排在了县委招待所东头住下。

　　考虑到他的“二号走资派”特殊身份，又是他到江西三年来第一次外出，上级有关部门专门就如何接待邓小平制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其中就有“不能单独会见任何人”这一条。刘步山自己才刚刚“解放”一年多，私自安排他们见面，要冒风险。何况邓小平愿不愿见?但当他看到池龙那急切的目光，实在不忍心回绝，只得硬着头皮对池龙说:“下午我试着安排吧。”

　　这天下午，邓小平刚睡过午觉，正在小客厅看书。刘步山轻轻推门走进来，邓小平会意地点点头。刘步山先简单地问了问他的起居饮食情况，然后鼓起勇气对邓小平说:“首长，有一位您的老部下想见您。”刘步山一面简单地介绍池龙的经历，一面观察着邓小平的表情。哪知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邓小平听说后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兴奋，连声说:“可以，可以，快让他来。”

　　没想到邓小平答应得这么爽快。但悬在刘步山心中的石头还未落地。他知道，他没权利安排邓小平会见任何人，必须征得邓小平身边的那位警卫管理秘书的同意。于是，他找到这位管理秘书说明来意。管理秘书听后眉头一皱，自三年前来到邓小平身边，邓小平提出的任何要求，哪怕是一片安眠药，买一本书，他都要请求江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批准后由他具体操办。现在要在距南昌三百余公里以外的县城安排邓小平会见一位老红军，他也没这个权利。他面有难色地对刘步山说:“恐怕不好交待。”

　　刘步山体谅他的难处，对他说:“都在一栋楼里住着，见一面外人又不知道。我就在现场陪着，要真出了什么事，我负责!”管理秘书沉思了一会，最后还是答应了，但说“时间不能太长。”一直在旁边察颜观色的卓琳听了此话也很高兴，她也巴不得邓小平能有与人谈话交流放松的机会。为使邓小平他俩能尽兴交谈，卓琳趁机提出要去逛街的要求。“二号走资派”的夫人也不能单独行动，确保她的“安全”也是管理秘书的任务，于是他“知趣”陪着卓琳出去了。

　　邓小平冒险接见老部下

　　一切安排妥当，刘步山领着池龙来到邓小平的房门前。

　　池龙下意识地捏了捏衣领，整了整衣服，尽力使自己“呯呯”跳动的心平静下来。

　　门开了，池龙一眼就见了那张熟悉的脸，他抢步上前，向邓小平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迎上前去，紧紧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非常激动地问候:“老首长身体可好?”

　　邓小平徽笑着对池龙说:“身体还好，听说你也是红一方面军的?”

　　“是的，长征时我在红一方面军当通讯兵，经常见到您。”

　　“对，对，是有这么一位小伙子”，邓小平一边兴致勃勃地说着，一边拉着池龙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坐下。

　　为防不测，刘步山没有退出，他警觉地紧挨门边的沙发上坐下。

　　忆往昔，峥嵘岁月。话题自然首先是战争年代的回忆。他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短暂沉思。说着说着，就谈到了时下的“文化大革命”。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池龙情绪亢奋，悲愤难平。他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邓小平，愤怒地控诉着林彪等人的暴行。说着说着，池龙就激动地站起来，双手撸起自己的衣服，愤怒地说:“你看，这都是他们打的!”只见他前胸后背，伤疤迭加。他还动情地讲述了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保护老干部的事情。最后，池龙不无忧虑地对邓小平说：“老首长，这样下去，我们党和国家不就完了吗?"

　　邓小平默默地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危害，他内心十分清楚。池龙的一番诉说，引起他的强烈共鸣。他愤慷地说:“这帮人整起人来是不择手段的!”他还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他没本事，他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来抬高自己。”讲到周恩来，邓小平显然动了感情，他说:“总理这些年来吃苦了!”

　　会面中，邓小平反复要求池龙“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遭遇，有个人恩怨是不行的。”邓小平还说:“‘文化大革命’我也有份，我也举过手”。

　　池龙怔怔地望着邓小平。要说受到不公正待遇，蒙受不白之冤，自己远不及邓小平，可他却毫无抱怨，对比自己老首长的高尚情操，坦荡博大的胸怀，他深感羞愧，池龙感动地哭了!

　　这时邓小平站起来，用手拍拍池龙的肩膀说：“现在林彪垮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不过他接着话锋一转，用蔑视的口吻说:“就是还有几个书生在胡闹!”

　　谈话整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在场的刘步山不敢想像，在当时环境下，邓小平居然还敢指责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文革”初期也被打倒的刘步山听来也觉得非常过瘾，同时又感到十分后怕，这要是传出去了，那还得了!他始终警惕地把着房门，生怕有不速之客贸然闯入。

　　夜幕悄悄降临，那位警卫管理秘书“陪”卓琳逛街回来了。见两人意犹未尽，谈兴不减，征得管理秘书的同意，刘步山安排池龙与邓小平共进了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