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不让须眉--忆红军女英烈

　　那是一个蒙蒙细雨的日子，中国红色网群采访团一行在天然氧吧的滋润下，再次从习水县城出发前往土城镇采访。这次是瞻仰长征中女红军的风姿与辉煌——参观中国女红军纪念馆。一种慕名的惊心，一种摄魂的震撼，使大家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巾帼的殿堂。那些随着岁月淡出记忆的长征日子，那些和照片一起泛黄的青春滴血往事，再次搅动了这个秋末。

　　据说全国的女红军纪念馆只有唯一的一所，而这唯一，存在于土城。这并不是偶然的，自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土城，至1月29日凌晨渡过赤水为止，中央红军在土城逗留了6天左右的时间，数十位女红军在土城古镇，留下了她们的辛勤、艰辛而忙碌的身影。

　　纪念馆是原红三军团司令部的旧址，有二层楼，上下两层都有那种南方常见的能够避雨的回廊，再加上青灰色的砖瓦，很富有当地的建筑特色。据同行的四渡赤水纪念馆兼女红军纪念馆馆长罗永赋，土城镇党委书记袁小林和副书记袁正刚介绍，这里原来是镇党委、镇政府的所在地，后来为了开发红色旅游事业，镇党委、镇政府搬了出去，改为纪念馆。

　　进入纪念馆大厅，迎面墙上挂满了女红军们美丽的笑容，仿佛是千万朵最亮丽的鲜花，散发出阵阵圣洁的光芒。正是她们用青春与生命谱写了传奇，铺垫成了今日祥和的道路。

　　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传奇之旅、胜利之旅、艰苦之旅，不仅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早已在全世界广为传扬。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曾有２０００多位女红军的特殊身影，活跃在这漫漫的征程中。纪念馆分别陈列着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这四支长征队伍中数 十位女红军们的照片、简历和故事。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李坚真、刘英、李贞、陈琮英、蹇先任、蹇先佛、马忆湘、张琴秋、汪荣华、林月琴、王定国、蒲文清、周东屏、戴觉敏……这些英姿勃发的巾帼豪杰，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超越了性别与时空，升华为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旷世伟业，一个个都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她叫吴富莲，从照片上看去，大眼睛、方脸盘，目光坚定而刚毅。她原是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政治战士，后来在长征途中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任女红军团的团政委，随西路军战斗转战在河西走廊，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她以绝食斗争进行反抗，最后吞针壮烈牺牲，年仅25岁。在长征中，女红军在军事斗争中跟男同志一样勇猛顽强、可歌可泣，正如朱德所评价的：“她们在夺取敌人的辎重与武器上，很能胜任”。长征中不仅有许多英勇善战的女兵，而且涌现出像张琴秋、吴富莲、王泉媛等这样具有出色指挥才能的“红军女将领”。长征女杰们在刀光血影、嗜人心魂的战场上痛击了敌人，高扬了军威，创造了人所共仰的辉煌成就。

　　这几件是王泉媛在长征中用的铜脸盆（代用品，经本人鉴定）、在农村劳动时穿过的旧衣服……见证着这位有着传奇般经历的女红军战士曲折的经历：曾任江西省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成员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任政治战士，1935年与王首道经特批在遵义结婚；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编入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1300多名长征女战士组成的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饱受敌人的严刑凌辱，历尽艰险逃出牢笼，却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下地种田，自食其力；解放后，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被国家确认应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自古被人们称为“弱女子”的亿万中国妇女，在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团结互助、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撼动大地、震慑天宇、可歌可泣。正如马克思在描写参加巴黎公社起义的英勇妇女时所说的一样“现在又有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们，同巴黎公社的英勇妇女一样，是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的代名词。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际，李大钊曾经预言：20世纪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时代，也是妇女的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她们自己的时代，也是男子们发现妇女的意义的时代。这一科学预言，被长征中女战士的伟大实践所证实。可以说，长征女红军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

　　长征中女红军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女红军在政治和宣传工作中的作用和丰功伟绩不可磨灭。长征中的文化宣传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党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坚持发扬文化宣传的战斗性，坚持发挥文化宣传工作的群众性。在红军中，女战士虽然人数少，但是宣传骨干。她们结合自身优势，根据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每个战斗和任务，运用歌唱、漫画、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使红军更理解当前形势和任务，更明确革命的前途，从而提高了红军的战斗热情与乐观精神。她们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军、筹粮款，平时走村串户做宣传鼓动，逢场赶集，见哪里人多就将演讲台设在哪里，一个个以自身的苦难经历现身说法。部队每到一地就打土豪，她们分头搞调查，然后召集群众开大会，将没收土豪的浮财摆在会场上，一方面将没收的土豪财产分给群众，一方面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动员青年参军，动员群众帮助红军搞运输。“唱支山歌当点心”，这是长征路上最有名的山歌手李坚真编唱的一首山歌。艰苦的长征历程，没有将女战士们吓倒，她们总是一路笑声一路歌，以山歌当“点心”，以山歌为重要的宣传武器。女战士们不仅能唱，还能演戏。

　　女战士们总是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群众工作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组织和革命政权等，极大地调动群众的革命热情，“走一路撒播一路革命的火种”，扩大中国革命的民众基础。女战士们周密细致的群众工作，使红军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广大女战士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忠实捍卫者和执行者。她们沿途积极向少数民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她们在经过汉、藏、回等民族杂居区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女红军出色的民族工作，为部队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并广泛播撒革命火种，作出了杰出贡献。一些女红军在征途中，还担负着“政治战士”等任务。她们跑前跑后，走了很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每天就要多走十多华里，因而熟悉她们的红军将士赞誉这些女红军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是长征途中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红军女战士也参与了这场斗争。李伯钊是一名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坚强斗士，三大主力会师后，她们又设法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转交党中央，成为揭露张国焘罪行的重要物证，为党立了一功。女战士危秀英在险恶的环境下，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从红四方面军带出一个连随中央北上的任务，并耐心向受蒙蔽的红四方面军战士做政治宣传工作，得到了领导和战友们的赞扬。

　　女红军在后勤保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繁重的后勤工作中，付出的比男同志要更多。长征女战士担负了运输、医护、抬担架、筹粮筹款、修路架桥等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红一方面军多数女红军担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跟随担架，每个女红军要跟随三、四副担架。行军时女战士要同民工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的民工走累了或是中途逃跑了，她们就要亲自抬担架，有时还要对付遭遇的敌人。女战士们担负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筹粮筹款。粮和款是行进途中红军队伍的命根子。红一方面军的女战士们每到驻地，将伤病员安顿好以后，便分头去筹粮筹款，打土豪，斗地主。广大女战士在护理伤员上付出的更多，作用更大。她们以女性特有的体贴和关怀，照顾着伤病员。在艰难的环境中，女医护人员以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热情工作，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完成战场救护、卫生防病和伤病员的治疗任务。女战士们认真负责的医护工作为部队顺利完成长征提供了重要的卫生医疗保障，赢得了广泛的爱戴和钦佩。

　　在红四方面军，还有一些非正规武装的妇女队伍组织，如妇女工兵营和妇女运输连，她们的任务就是解决部队给养，保障前方供应。长征初期，战士身上穿的是“三合一”式的衣服，即春秋为夹衣，冬天缝进棉花成棉衣，夏天取掉棉花、扯下里子成单衣，一套衣服一年四季不离身。后来，妇女工兵营的战士制作了大批衣物，源源不断运到前方，红军在渡嘉陵江之前，指战员们基本上都能适时穿上四季衣服。妇女运输连有200多人，除管理员和炊事员外，其余均为女同志。在征途中，无论是遭遇敌人或身负重伤，大家都咬紧牙关，视所运粮食等物资甚于自己的生命。从1935年到1936年，运输连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走过草地，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运输任务。

　　其实，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们大多数都是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毅然走上革命这条艰苦的道路。她们中很多人连一个正式的姓名都没有，更没有文化，是革命给了她们名字，给了她们文化，给了她们地位。在红军中，她们争当扩红、征粮的模范，她们积极发动妇女动员丈夫参军，并利用一切时机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她们号召妇女解放思想，参加革命斗争，她们还亲自为妇女同胞剪发，鼓励她们冲破封建礼教，汇入到妇女解放的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