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两孩”没人生该如何反思

“远远低于预期”是评价“单独两孩”政策的关键词

　　申请量连月降低，进一步证实生育量“反弹”不起来

　　“单独两孩”政策今年各地陆续实施后，民众生育意愿增加有限，这已经为许多数据所证实，如截至今年8月，“全国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仅70万申请生二孩”。当初对“单独两孩”如临大敌的计生专家和官员，给出的解释是“政策有一个滞后性”。但昨日北京公布的数据让这一说法也变得非常可疑：

　　北京“单独两孩”政策实施9个多月来，平均每个月的申请量为3000多例，但最近几个月申请量逐月递减。8月“单独两孩”申请量为2976例，9月为2683例，10月为2334例，11月为1812例。

　　“单独夫妇”展示生育证，但领证的人数在下降

　　连月下降，让预期中的“生育反弹”更加弹不起来。不妨对比下去年底，单独两孩实施之前，北京计生官员所作的预测——

　　“叶小敏称，市计生委今年12月份进行了1万人的快速调查……分析这些家庭发现，愿意生二孩的在2011年比例为60%到70%，今年比例降到50%到60%。预测从明年开始，前5年是出生高峰，累计增加28万新生人口，平均每年5万。从第五年开始下降，后5年一共大约增加20万。”

　　按这说法，5年的单独二胎出生高峰累计会增加28万新生人口，则每月得新增4700人左右，才不到一年，领证的就萎缩到每月不到2000人，而且领证的还不见得会立刻生或一定生，这28万究竟从何而来?

　　无怪乎北京官方政务微博“北京发布”不得不承认，“目前的申请量远低于预期”。

　　公共政策预测不准不罕见，但单独两孩效果“远远低于预期”已经在各地官方说法里出现多次

　　“单独两孩”是一项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效果只有实行后才能完全看得见，因此预测不准倒也正常。但像“单独两孩”这样，各地都纷纷出现实际执行效果“远远低于预期”的，还真是不多见。

　　典型例子如浙江，该省计生委去年的预测是：“2014年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出生数增量头五年分别约8万、10万、11万、11万、10万人，累计50万人;此后近十年基本稳定在8万人左右。综合考虑部分夫妇年龄较大无法生育和目前我省30%群众自愿放弃生育二孩等因素，头五年出生数增量约为35万人。”

　　浙江今年1月17日就实行了“单独两孩”政策，基本不存在政策推行较迟产生的滞后效果。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浙江卫计委8月的一份报告称，“到7月31日，全省单独夫妇再生育申请受理6.20万例，已审批5.89万例，已批对象中怀孕数2.60万人;全省单独夫妇已再生育5054人，目前在孕年底前出生为2.01万人。预计全年全省单独夫妇再生育申请受理数9万例左右，实际出生约为2.5万多人”。这2.5万的数字，还未刨去本来就打算超生的，而这比预期的8万乘以70%即5.6万，要少了3万人以上。所以浙江卫计委不得不表示：“今年实际出生人口数要比我们预计的少很多。”

　　除此之外，地方官员称单独二胎申请“比预期的要少很多”的报道，还有很多。广州市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段建华甚至表示，广州“单独两孩”申请不如预期，预计接下来也不会出现申请高峰。

事实上，官方人口数据预测不准不奇怪，已经发生许多次

　　“十五”、“十一五”的人口规划预测，都比实际情况多出了50%

　　不要以为这是人口领域的官员专家首次预测错人口数据的增长。连“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这样的国民经济运行总规划，里面的人口预测都堪称偏差得离谱。

　　“十一五”人口规划相当不准《全国“十五”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到，到 2005年末，增加人口不超过 5600 万人，总人口控制在 13.3 亿以内。若以实际普查的2000年底中国人口为12.6743亿来算，相当于要求人口增长控制在6257万以内，但事实上这5年只增长了4013万人，规划比实际高出55.9%。

　　“十五”规划还是控制上限，“十一五”规划的预测更为“奔放”：2006年12月29日国务院印发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提到，“未来十年我国人口……将以年均800万人-1000万人的速度增长……总和生育率必须稳定在1.8左右。按此预测，2010年……人口总量将达到13.6亿。”实际情况怎样呢?2010年底普查人口只有13.397亿。才短短几年的时间，预测偏差即达2000万人口。在整个“十一五”期间，规划的人口增量为5244万人，比实际增长的3418万人高出53.4%。按人口学家黄文政的说法，连续两次对短短5年的变化的规划都可以高出50%以上，“哪有任何预见性可言?”

　　总和生育率这样基础的数字，计生委能把统计局的1.22调整为1.8

　　人口数据预测，是国计民生的一个基本，存在如此巨大的问题，原因何在?恐怕不能用客观调查条件难、人口学者水平有问题来搪塞。2000年，统计局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22。然而，当时的国家计生委认为该数据存在“严重漏报”，于是将总和生育率大幅调整为1.8。而此后连续多年，国家统计局与国家计生委两个部门公开的统计数据，一直都在“打架”，计生委基本上就完全否定了统计局数据，坚持认为总和生育率仍然很高。有独立的人口学者认为，“除统计方法存在差异或误差外，不排除利益相关方人为提高了某些统计数据。”

　　不管什么原因，民众们看到的人口数据和人口预测数据，只能用混乱和不准来形容。

　　可即便如此，卫计委最新口径仍是“单独两孩政策基本符合预期”

　　然而，事情的荒诞之处在于，即便有些地方已经承认单独两孩效果“远远不如预期”，这仍然不是被国家卫计委官方认可的结论。甚至是，在11月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官员已经承认“提出申请的是70多万，这确实和预期有一些差距”的情况下——11月18日，国家卫计委另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宋树立仍然表示，“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有80多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总体评判是，政策实施开局良好、运行平稳，基本符合预期。”

　　这“基本符合预期”从何而来，颇让人感到困惑。也许只能通过人民日报在8月29日发的《全面放开单独两孩政策会带来不利因素》这篇社论去找答案。这篇文章提到：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有些人以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要全面放开了，计划生育工作可以不用搞了。那么，是不是这样呢?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不等于放松计划生育工作。这是因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持续紧张的状况也不会根本改变。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坚持计划生育工作常抓不懈。从当前来看，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人口发展的新问题、新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计划生育工作任务更重了，不但不能削弱，还要进一步加强，以确保政策稳妥扎实有序推进。”

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不应该这样

　　说到底，计划生育、单独二胎，都是公共政策，是政策就有可能出问题。因此施政务必谨慎，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政策，更是应该反复论证检讨回顾。在人口数据和预测数据有这么多问题的情况下，已有政策是否合理，或者参与制定政策的学者学术水平是否足够，都是应该质疑的。关心人口问题的学者很多，甚至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样的权威，那为何非得长期采用某一派的说法?如果政策效果不理想，与实际需求有偏差，又能否问责?

　　不是说谁制定的公共政策就一定好，但要想公共政策尽量少失误，就应该增加透明度，增加听证和辩论，增加对反面意见的认真考虑。在人口政策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更应该加强决策程序方面的考虑，如人口学者王丰所说，以“避免家庭和个人继续做无谓的牺牲，避免对国家和民族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日本公共电视台NHK的“周日讨论”节目

　　在这方面，先进地区的经验完全应该学习。例如在国家电视台上，让官员、学者、代表、委员等等对重大政策进行讨论、辩论或者解释，让民众充分了解、关注这一问题，以便对政策做出回应。像日本NHK就有定期的“周日讨论”，让高级政府官员和反对派辩论提高消费税这样的重大议题，美国的公共电视台PBS，还会播放智库交锋这样的节目，以便让民众更好了解某个政策。这种做法无疑是有益处的——例如民众在更多地了解生育政策的区别后，会更谨慎填写有关生育意愿的问卷，把更准确的信息传递给决策者，减少误判，等等。

结语

　　单独两孩效果不如预期，由此带来的人口问题值得担忧，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对政策纠偏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