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人群”被驱赶至东莞之后

　　日前，东莞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负责人在线答疑，首次在微博上正面回应网友关于深圳“清危”对东莞的影响问题。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在微博上如此回应：“为确保深圳‘大运会’期间社会治安稳定，深圳采取措施清查高危人群，不可否认会将一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东莞警方已注意到这一情况，并已落实相关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路面防控和治安复杂场所、地域的清查整治。”（6月1日广州日报）

　　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总是带着历史性重复的面目登上时代舞台。狼奔豕突的“高危人群”继被深圳驱逐后，因其“高危”性的被渲染，又引起了深圳周边城市的恐慌和警惕，并将导致这些城市采用清查整治手段进行防控。

　　这些被驱逐和防范的人群，多么像明朝时期那些振翅觅食的蝗虫（请原谅因为场景相似而作此类比）。明朝蝗灾严重，各地为完成朝廷下达的灭虫任务，在技术短缺的情况下，只能组织人员把蝗虫驱逐到邻近县乡，以保证自己的地盘短时间内是一块净土。而自然地，受到波及的邻地也会效法于此，再用同样的手段驱赶飞至自己境内的蝗虫。遮天蔽日的蝗虫就这样不停歇地从东飞到西，又从西飞到东，各地官员们也就长年累月地奔波在驱赶蝗虫的征途上，互相坑害、以邻为壑。

　　当然，被清理的人群并非为害庄稼的蝗虫，尽管他们也只是为了觅食，为了生存，但他们是在用血汗和卑微换取活下去的资本，也因此，论危害，这些人显然比不上呲牙啮禾的害虫。只是，从几百年前到如今，我们采取的治理手段仍然只是“驱逐”，虽然一为虫，一为人，却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政府部门治理技术短缺导致这一场景的历史再现，也导致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群却轮回着蝗虫的命运。

　　城市治理技术的短缺其实没那么可怕，毕竟只要有心而为，便可以通过借鉴经验或引进方法来解决，然而，在技术短缺之下偏偏还吸附着畸形的城市审美，这就让人无奈加害怕了。这种畸形的城市审美，它所制定的标准是一元化的，且视现代城市应该具备的“包容性”如无物，也就产生了对人群性质定义进行一刀切的做法。治理技术的短缺、城市审美的畸形，再加上疏通渠道及保障措施的不足，于是，在轰轰烈烈地驱赶过后，本来力图消除的“人群安全隐患”却仍然在城市之间游荡，而各城市也不得不如同明朝的逐蝗般疲于奔命。

　　学者秦晖先生曾经在他的《“圈地饥渴症”与“SLUM恐惧症”》一文中说：要么给人福利，要么给人自由，如果不能两样都给，那么也不能一样都不给。由此文反观城市中对所谓“高危人群”的种种驱逐，不难看出城市对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不合常理的排斥。这种排斥的力度经常超出了合理的公共秩序（主要是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的需要，而更多地变成一种维护城市庄严气象和华丽美感的动机。遗憾的是，在这种维护过后，我们却没能看到足够的善后措施，无论是对受驱逐人员的弥补还是对现有公共秩序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