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遭王明错误排挤　王观澜与毛泽东的深情厚谊

2009-10-07　本文来源于苏红网作者: 订阅《红星报》 | 向苏红网投稿

　　王观澜是浙江临海人，１９２５年在当地学校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他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积极参与斗争，王明怀恨在心，污蔑他为"托派分子"。

　　中央苏区相识，同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排挤，携手农村调查，合写《怎样分析阶级》，结下患难之交
　　王观澜是浙江临海人，１９２５年在当地学校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他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积极参与斗争，王明怀恨在心，污蔑他为"托派分子"。
　　１９３１年初，王观澜奉党组织召唤，秘密回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曾任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主编党的机关报《红旗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指派他主编《红色中华》，担任总编辑。
　　当时，王观澜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
　　后来，中央苏区领导层在斗争方针上出现分歧，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上风，排斥毛泽东的领导。
　　王观澜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他的正确意见。此举引起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者的不满，他被强行开除党籍，撤销了《红色中华》总编辑的职务。
　　毛泽东将王观澜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担任秘书工作，并向中央组织局领导表示：在中央政府工作，需要解决王观澜的党籍问题。
　　随后，毛泽东用中央政府的介绍信，派王观澜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检查工作。
　　面对"左"倾错误的强大政治压力，王观澜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他不怕戴"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毅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乡，进行"查田"试点工作。
　　当时，他们二人思想路线一致，政治观点一致。受打击排挤期间，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常常结伴同行，坚持走村串乡。夜晚，两人提着油灯，边走边说，一道深入农村宣传农村阶级分析的道理，组织农民学会农村阶级分析。后来，王观澜干脆把铺盖搬到农民家中，同农民群众朝夕相处，了解的情况更多、更细、更实，毛泽东深为赞赏。
　　叶坪乡查田试点工作的胜利，在苏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
　　与此同时，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抓紧时间认真总结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以经济剥削占有比重作为划分农村阶级基本标准的文件。毛泽东看了很高兴。他以原稿为基础，进一步加工修改，定稿为《怎样分析阶级》，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颁布，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又改名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由于这篇光辉著作是毛泽东和王观澜在政治逆境中患难与共、密切配合、相互合作完成的，所以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经常向别人介绍是他"和王观澜同志合作写的"。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毛泽东、叶剑英、李富春等人据理力争，王观澜终于恢复了党籍，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
　　长征途中征粮，王观澜不幸染病；到达延安住院治疗，毛泽东亲切探望，多方关照，题词勉励：既来之，则安之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王观澜踏上了长征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被重新确定，中共中央任命王观澜担任中央工作团主任。到达越西后，遵照刘少奇的指示，他在当地帮助三军团发动彝族群众组建游击队。不久，因国民党大批军队逼近越西，他带领部队主动撤出县城。此时，一位彝族战士奉毛泽东之命，正挥鞭策马匆匆赶来给王观澜送信。
　　那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指示他率领部下北上追赶中央部队，说明红二团将在大渡河的富林渡口接应他。
　　他了解毛泽东的意图，随即快马加鞭，火速赶往泸定桥。在何长工的接应下，他们顺利通过铁索桥，及时追上了中央部队。
　　在翻越第二座雪山的进军过程中，为了保障红军能顺利过草地北上抗日，王观澜奉命筹集粮食。他四处奔跑，衣服和鞋子都破了，脚趾头露在外边，严重影响走路。加之身染重病，处境极度困难。幸好，途中巧遇毛泽东、林伯渠、徐特立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一双新布鞋送给王观澜，徐特立和林伯渠则分别送给他一条裤子和一块油布。长征后期，王观澜正是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腿穿徐特立送的裤子，脚蹬毛泽东送的布鞋，一步一个脚印，历经千难万险，才顺利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设立西北办事处，王观澜担任土地部部长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统战委员会，王观澜担任常委，同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和统战部部长。
　　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王观澜全身心地投入边区统战工作。当时，王观澜虽然只有３０多岁，但因长征途中患了肠胃病，身体极为虚弱，工作一累就会犯病。
　　王观澜的病情不断加重，却仍然坚持工作。夫人徐明清焦急万分，忧心如焚，担心他虚弱的身体会彻底被拖垮，无奈中只好向毛泽东求援，请他出面帮助做劝说工作。
　　毛泽东十分同情和支持徐明清，随即把王观澜找去，关切地问："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呀？"王观澜实话实说："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多，我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毛泽东听后善意地劝道："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像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如此亲切的谈话，让王观澜和徐明清夫妇深受感动。
　　王观澜的身体毕竟太虚弱，最终不得不住进延安郊区的中央医院治疗。
　　毛泽东对老战友十分关心。一天早晨，他在傅连暲陪同下，从杨家岭出发，徒步走了五六里山路，涉过一条河，专门到医院探望躺在病床上的王观澜。
　　此事距今虽然已有６０多年，但那感人的场景却深刻地留在王观澜夫人徐明清的记忆里。提及往事，老人总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她说，王观澜长期严重失眠，面容憔悴，头疼难忍，在床上无力动弹。毛泽东悄悄地走到病床边，坐在一张狭长的木板凳上，拉着老战友瘦弱的手，亲切地安慰说："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他嘱咐医院领导精心治疗，劝慰徐明清要宽心，照顾好王观澜同志。
　　那次探望后，毛泽东仍惦念着王观澜的病情。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又特地派叶子龙到医院送去一封信。徐明清打开一看，发现是毛泽东用毛笔写给王观澜的一幅题词：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１９４５年，初春来临，王观澜病情好转。毛泽东闻讯后，立即赶来看望。他发现王观澜能下床走动了，极为高兴，热情鼓励王观澜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糟糕的是，此时他又拼命看文件，读书，一心想弥补失去的时间。由于精力、体力消耗超过限度，"七大"召开前夕，他旧病复发，而且比上次更为严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未见好转。手不能抬，腿不能伸，只有心脏尚有微弱跳动，情况万分危急。苏联派驻边区的医生别洛夫无奈地告诉徐明清："王观澜活不了一周，准备后事吧"。
　　徐明清伤心透了，顿时黯然泪下。她含着泪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充满悲伤情绪的信。
　　此时，蒋介石正抓紧时间部署全面内战，毛泽东的工作相当繁忙，但接到徐明清的信后，于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４日回信说：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如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们问候观澜同志。
　　据徐明清回忆，当时，延安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封锁之中，物资供应严重不足，生活条件极端困难。但党中央对王观澜的关怀无微不至，组织医务人员千方百计抢救、精心治疗，组织中西医专家会诊。
　　毛泽东更是体贴入微，他知道王观澜的肠胃消化不良，特地把自己平时土法烤馒头片的铁鏊（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送去。因王观澜手脚发凉，头晕失眠，他又把自己用的热水袋、体温表、西药针剂和葡萄糖粉送去。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王观澜极度虚弱的身体，竟奇迹般地逐渐好转。１９４６年秋高气爽之时，他开始练习走路，而后练习爬山。
　　第二年，国民党调动大军向延安大举进攻，我军实行战略转移方针，党中央机关暂时撤离延安。
　　党中央安排王观澜夫妇等先行一步，指派民工用担架抬着王观澜渡过黄河，转移到晋绥一带的安全地区继续疗养治病。
　　他们在山西临县和兴县的张家湾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康生正在那里搞土改试点。王观澜一向关心农村工作，身体刚刚好转，他就闲不住，经常找农村干部和农民交谈，了解情况。
　　从谈话中，他了解到康生搞的土改试点"左"得出奇，不仅把地主、富农消灭肉体，而且将富裕中农、中农也扫地出门。一个地主老婆无路可走，被逼无奈跳黄河死了；晋绥分区参议会副会长、开明绅士刘少白，也被拉到街上游斗；他们还强迫开明绅士的儿子牛荫冠（后为我党部级干部），拉着地主成分的父亲游街……这些都严重违反了我党的土改政策，破坏党的统一战线，对外影响很坏。
　　王观澜十分气愤，立即把驻村土改工作队队长找到床边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你们还要仔细学习《怎样分析阶级》，掌握好党的政策呀。"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渡过黄河来到兴县，住在晋绥分局蔡家崖。病在床上的王观澜闻讯后，心情振奋。随即让徐明清从留守处借了一匹枣红马，骑着赶往蔡家崖，代他向毛泽东反映上述种种情况。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气得从椅子站起来，在窑洞里踱了几圈，然后愤怒地说："把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派到农村去，名之曰锻炼锻炼，实则上是去害人！"
　　谈完工作，毛泽东转而又关切地询问王观澜的病情，徐明清汇报说有所好转。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定要等病好后，才能让他工作，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了。"徐明清感激地说："主席，观澜说是你和战友们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他只有为党多做事情，才能报答你们的恩情。"
　　毛泽东笑着说："观澜同志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战胜疾病归根到底还得靠内因嘛！"
　　据徐明清回忆：那天，谈着谈着，不觉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特意留她吃饭。正好周恩来也来了，也被留下共餐。毛泽东介绍说：这是王观澜同志的爱人徐明清。接着，又说："《怎样分析阶级》那篇文章，就是我和观澜同志合作写的。"看来，毛泽东对当年在中央苏区和王观澜合作写《怎样分析阶级》之事，印象极深，看得很重，一直念念不忘。
　　饭后，毛泽东提笔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建议去苏联治疗，并提出："待秋季你到五台区，如果平绥路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边（苏联）交涉前往……"
　　王观澜赴苏治病，回国后致力于农村工作。面对"左"倾歪风，他致信毛泽东，大胆直言，痛陈时弊
　　１９４９年春天，王观澜夫妇就要启程出国了。当时，王明正在莫斯科，在苏联仍有影响。王观澜考虑到历史上的恩怨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故而请求党中央就"托派"问题有一文字结论，以防万一。
　　４月６日，毛泽东指示党中央发电文：
　　（一）王观澜同志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留莫支部曾怀疑他有托派嫌疑，并无事实根据。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又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处置。因此，王观澜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应为党所信任。
　　（二）王观澜同志过去曾为党、政做了有益的工作，在工作上表现了他的能力和坚定，中央希望王观澜同志出国安心治病，病好后回国工作。
　　一个月后，王观澜夫妇满怀喜悦之情，在有关人员陪同下顺利到达莫斯科。这是王观澜１８年后重返苏联。苏联医生通过检查，发现病情严重，立即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
　　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经中央同意，他们回到祖国。
　　王观澜到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后来，中央安排他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会同年迈的民主人士、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开展工作。他热情很高，不久即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农业工作的报告》，后来又参与起草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部分。
　　由于工作繁重、过度劳累，王观澜的旧病又复发了，而且比过去更严重。
　　中央让他住进北京医院动大手术，彻底治疗。这次，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事后，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身体之所以还能起来工作，不能不深深地感谢毛主席，感谢少奇、恩来、陈云、富春、尚昆等中央和地方许多负责同志的帮助，感谢卫生界积极负责，尽力设法治疗--最后一次在中央、总理和傅连暲同志的直接关注和支持下，动了手术，治了病根。"他幽默地称自己是一个"棺材漏"，同死神擦肩而过。
　　１９５４年秋天，王观澜完全康复后，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积极支持邓子恢副总理稳妥地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１９５６年４月，他带领工作组到浙江临海等县农村调查研究，为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实得原粮和副业生产收入比上年下降很多。回京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如实反映情况，并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的、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毛泽东十分重视，随即批转全国各地，指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的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
　　１９５８年，全国又掀起"大跃进"的浪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一时。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亩产超万斤的消息，成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新闻。头脑清醒的王观澜不信，他随邓子恢副总理驱车前往徐水，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情况很不正常。王观澜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也不符合当前的科学水平。"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表示："这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他从中央苏区起就搞农村工作，熟悉农业，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深知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祸国殃民，危害极大，不可等闲视之。
　　１９６１年春节，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文艺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老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热情地拉着王观澜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及徐明清和孩子们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开玩笑地说："进城以后，你不来看我了，咱们疏远了。"毛泽东如此亲切、热情，王观澜深为感动，内心很不平静，几次想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但又觉得在那样的场合谈问题，不太合适，欲言又止。回到家里，反复思量，觉得还是通过写信反映情况比较好。
　　那时，全国政治气氛仍然严峻，家里人劝他少说为佳，免得招惹麻烦。他全然不听，慷慨陈言："我是共产党员。说是为人民服务，现在服务什么？最多丢官，我是豁出去了！"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５日，由徐明清执笔，他俩以徐明清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说一句，徐写一句，直抒己见，痛陈时弊。内容如下：
　　主席：
　　昨天晚上，王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王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手作用，将永载史册。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好和坏、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多和少、敌和友、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信写好后，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怕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做普通来信来访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徐明清写了几个信封，外边信封写叶子龙收，里边信封写毛泽东收。
　　大家没有想到三天后奇迹出现了，毛泽东读了信后，从中南海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信收到了，谢谢！"
　　不久，毛泽东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吞吞，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王观澜夫妇目睹毛泽东胸襟如此坦荡，重视老战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正视问题，采取果断措施，纠正错误，迅速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深受鼓舞。两人走出了长期困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王观澜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尽管身体不好，时不时住院治疗，但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出院工作，经常深入到农村调查研究。他长期从事农村和农业工作，喜欢同农民打交道，熟悉和热爱农村、农业、农民。中央机关曾一度流传我国领导人最懂得农村、农民的有三位：毛泽东、邓子恢，还有一个就是王观澜。１９６２年底，中央农村工作部被解散，新成立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央任命王观澜为副主任。１９６４年，他又兼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高等院校首当其冲，王观澜被农大红卫兵作为"走资派"打倒，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天天押着他在市里批斗、游街。北京市造反派召开数万人"批斗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也把王观澜作为"集团成员"拉去批斗。康生甚至指示红卫兵："王观澜要开大会斗六次。"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也被作为叛徒隔离批斗。
　　无奈之中，徐明清曾向江青写信反映情况。岂料对方冷若冰霜，置之不理。王观澜只有默默地忍受着无情批斗的痛苦。不久，周恩来从农林口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有关情况，立即指示农大红卫兵恢复王观澜的自由。于是，６１岁的王观澜一边写检查，一边参加劳动，一边锻炼身体。每天清晨，人们在农业大学附近的马路上，总可以看到一位老人一步一个脚印迈步前进，坚持长途行走，毫不气馁。他就是王观澜。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提出把王观澜"解放"出来，参加工作。然而，一些人却把那些将王观澜定为"死不改悔走资派"的材料报上去。周恩来极为生气，逐一批驳说："王观澜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
　　第二年春天，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不幸去世。在八宝山的追悼会上，周恩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王观澜。他心情沉痛，紧紧握着王观澜的双手，关切地说："身体不错吧！没有浮肿吧！可以工作！可以工作！可以工作！"周恩来连说了三个"可以工作"。
　　事后，王观澜作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始工作。王震和王观澜等都是业务组成员。他们经常深入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断向周恩来汇报。
　　１９７４年春，"四人帮"居然掀起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重病在身的周恩来。王观澜非常气愤，愤而写下诗词：青山绿水迎春游，万水千山一叶舟；惊涛骇浪心弦战，白天作梦骂孔周。
　　粉碎"四人帮"后，王观澜担任农林部的顾问，他不顾年高体弱，经常深入农村调查。１９８１年９月至１１月，他带领工作组在河北保定、安国等地连续考察两个多月，亲自起草调查报告，接着又赶回北京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２月２３日，因再次发病而被送进医院。１９８２年１月，王观澜在北京病逝。 (责任编辑：苏红网主编)